緣起

這次返港，特意和樂隊舊人、海暉創社成員見了兩次面。張適儀知道後，來電問道：「這十多年你往香港，從來不浦頭，這次怎麼出現了？」我答道，原因有二：

去年旭暉搞了個四十周年大聚會，劉琰倫曾來電邀請我參加，說是希望我們這些創社元老能出席以示慶祝。我回復她說：一般冬天我都不會出遠門，以防大雪封門，所以不能出席。倒是明年我的中學同學將搞一次畢業五十周年聚會，我多數會出席，到時有機會可以一聚。

今年七月，陳明鋒來電郵，問及我到港的日期，以便安排社友相聚。我感念他們夫妻在百忙中仍然記掛此事，那時我仍未收到同學聚會的消息，所以回復他：目下同學聚會仍未有下文，待有確實日期後才告知。待我在十月底返港，就定出可以抽出的日期，電郵他，說只是希望與早期的樂隊舊人見見面，請他代約。這是原因之一。

其次，學兄楊昆岡正在籌寫自傳，也勸我寫，我念及如果寫自傳，將涉及很多的人與事，確是不便。但將自己接觸音樂、書畫、讀書寫作等分類記叙，也是可以的。於是去年寫了洋洋洒洒數萬言的《回憶我的音樂學習》，其中寫及組建、指揮海暉樂隊的往事，懷舊之心油然而生，也真的想有機會再見見以前的隊員，重温往昔的種種。於是，在這一次的遠游，就抽空和一些想見的人見見面了。

1、與樂隊舊友晚餐

與樂隊舊友晚餐那一晚，陳明鋒因要入醫院做小手術，未能出席，王文闖因旅行跌傷住院，也未能出席，但還有十多位樂隊舊人出席。這批大都是海暉時的舊人，後來成了旭暉樂隊的骨幹。出席的計有鄧兆華、黄燕芬、李兆華、范鳯女、鄺月嬋、鄭祖德、夏展鴻、馬兆麟、關愛蓮等人，本來還有陳金潤和謝竹萍夫婦，但當晚謝竹萍跌傷了，不能赴會，而梁郁芬要照顧王文闖，也不能出席了。即使如此，我也非常的滿足了。

我和他們都有數十年未謀面了，但對這些樂隊舊人，印象仍是那麼的深刻，見到他們，彷彿又回到了那芳霏的歲月中。

最是欣慰的是見到了鄺月嬋，昔日的小女孩，如今已到了耳順之年了。她是從中流戲劇社轉來的，當年張蓓麗和徐凱里等人組建了中流戲劇社，徐凱里負責樂隊，後來中流結束，將樂隊的成員併入海暉，於是，歐春生、葉韻笙、游松生、鄺月嬋就來了樂隊。

他們加入的時候，海暉樂隊成立一年多，剛演奏了由我編寫的合奏《春暖花開》之後，就投入了《瑤族舞曲》的排練中。鄺月嬋當時最年輕，是個可愛的小妹妹，我分配她打敲擊，一打錯就把舌頭一伸，很是可愛。海暉改名旭暉，加入了聲藝的舊成員，樂隊擴大了，她還是在敲擊部。後來我因工作需要而離開旭暉，也就沒有再見到她了。聽邱玉麟說，她身體一直不好，這事我一直記掛在心，事隔近四十年，她出現了，見到成熟的她，仍能㝷得當年嬌憨的踪跡，心中頓覺安慰。

鄺月嬋是當年最年輕的樂隊成員，但一年後就被夏展鴻取代了。夏展鴻來自彩虹邨英文中學，當時是中三（中四？）的學生，拉二胡。記得他的個子不高，瘦瘦的，與現在的樣子截然不同。他加入時正值樂隊的全盛時期，我們剛公演了由我和翟惠洸編寫的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正籌備編寫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時，傳來聲藝國樂社出現問題，希望海暉能助其一臂之力，所以暫停了協奏的事，開始籌辦海暉、聲藝的聯合音樂會，為聲藝團員的來歸創造條件。

夏展鴻在這時加入，一加入就要接受繁重的排練，當時要排練由我指揮的《東海漁歌》，還得排練由俞兆曦指揮的《三門峽暢想曲》（我擔任獨奏部分）和《錢塘江畔》，對樂隊的技術要求頗高，為了照顧樂員的技術，我特意將這三首樂曲編寫了一部簡化譜供初來的隊員演奏，夏展鴻應是拉我寫的簡化譜成長的。

鄭祖德是聲藝中最早接觸我的人，他是聲藝銳意想培養的接班人，聲藝的負責人請我教他二胡演奏技巧外，還希望我教他編曲指揮。我也因此為他編寫了一個速成課程。他的音樂感很強，領悟力也高，可惜只跟我學了幾個月，就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停頓了，也再沒有聯絡。這事一轉眼就四十多年了，後來在FB與我再聯絡。如今他能出席，真的大出我的意料。

李兆華我們叫他肥華，四十年過後，突然瘦了很多，再看不到「肥」的痕迹了。他原本吹笛子，我曾編寫了笛子獨奏曲《老工人講的故事》的小樂隊伴奏，由他擔綱獨奏。後來他對低音大提琴產生興趣，由我教他基本的技法，就擔任樂隊的低音大提琴手，與離世的孫美嘉，成為低音部的主力。

他的妻子范鳯女，是樂隊的琵琶手。應是《瑤族舞曲》時期加入隊樂的，當時我對彈撥樂組的要求特別嚴，有一段弦樂和吹管演奏主旋律時，彈撥樂整大段的十六分音符的副標旋律，我是逐個音符的強與弱都要要求達到我的「心水」，所以她們整個聲部都須撥出時間專門練習，那段時間，彈撥樂組在排練時，一看到我的指揮棒指着她們，就得打省十二分精神，我雖不駡人，但指揮棒一拍叫停，再捉着彈撥組逐句練，也足够她們驚心了。呵呵，當時她仍小，可能在她的心目中，「欽公」就是惡人的代表了。

李兆華婚後居於新界，我十七年前返港，曾和樂隊舊人聚過，但也沒有他夫婦的踪影，如今能够出席，也自是意外之喜。

另一位「兆華」鄧兆華，他是吹笛子的，聯合音樂會時，聲藝本想推蔫陳樹貴擔任笛子獨奏，我則認為鄧兆華音樂感強，是可造之材，就決定由他擔任，也是演奏《老工人講的故事》。我對這首作品有偏愛，這是一首叙事詩，當時只有東初擁有譜子，文協時代，由笛子演奏家温聯華首次在香港演出，備受好評，也錄了唱片。後來我將譜子進行改編，先由李兆華演出，後又選了鄧兆華擔綱。聽說後來成了旭暉的保留曲目。黄燕芬是稍後加入樂隊的，印象中初時是彈琵琶的，後來聽說改打揚琴。

馬兆麟是在旭暉時期加入的，他是聲藝的成員，兩社組成旭暉後，聲藝放棄了上海街社址，搬入了海暉舊址，為了避免聲藝社友感覺被併入海暉，所以旭暉改組時，增加了副社長，由馬兆麟擔任。他演奏中胡，個性開朗，與兩社的社友都友善。十七年前我返港與旭暉舊友在城市大學教員宴會廳歡聚時，筵開四席，他和關愛蓮夫婦就和我同一席，屈指一數，也有十七年未見面了。馬兆麟對我稱，現在已退休，開始學書法。這是很好的退休活動，陶冶性情之餘，復可以增加文化底蘊。

樂友同聚，話題除了舊日的趣事外，也離不開音樂。他們要我談談現代中樂演奏的一些看法，這是我近年一直探討的一個問題。無可否認，現在的中樂演奏，特別是在大陸，在演奏技巧上無疑是提高了很多，無論哪種樂器，在訓練時都參照了西方的訓練技巧，半音階的練習更是必須的基礎，所以，技術的難度大為提高，樂器的表現力也迅速提升。只是，追求技術的提高，卻又忽略了內蘊，漸漸減薄了民族的風味，這到底是本末倒置呢？還是中西結合的一種必然結果？真的不好說。

當然，這是一個大課題，就交由專家去傷腦筋。馬兆麟說他去日本，參觀了日本箏的製作，也發覺中國箏的不足。其實這也是目下中國的一種普遍現象，國人只追求實利，忽略了繼承傳承，這也是一種遺憾。

談着談着，已是用餐時段結束的時候了，眾人餘興未盡，在酒店樓下繼續未完的話題，直至腿站得發酸了，才依依道別。

2、與海暉舊人相聚

陳明鋒因要做手術而未能參加上次的聚會。他希望我能再抽出一個中午與一批舊人相聚，說剛巧芬姐也從澳洲來港，所以芬姐、臘腸都會出席。與莫婉芬見面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對於這位與我在創社時共同努力的老友，我是一直記掛在心，如今聽說有機會與她見見面，即使多麼的忙，也必須擠出一個中午來。

妻一向不參加我們的聚會，但這次聽說芬姐和立揚都來，難得老友相聚，也就欣然和我一起參加這次饒有義意的聚會了。

感謝阿鋒的安排，這次聚會的，全是海暉創社之初的老社員和老友。計有陳明鋒夫婦、莫婉芬、宋立揚、朱鑑泉、林友穗、梁珍琼、梁郁芬、劉健強和李敏馨，還有剛從多倫多返港的何兆佳。

老友相見，非常的難得，我笑稱這是歷史性的一次重聚。莫婉芬、宋立揚、何兆佳、朱鑑泉和我五人，是海暉創始時的常委，七個創社常委，只缺席張適儀、李國強二人。一九七一年創社，過了四十六年，仍有七分五的創社常委出現，你說這不是歷史性的一刻嗎？何況出席的其他人，都是海暉開創時的第一批社員，時光倒流四十六年，這不就是當年社剛創立時的組合嗎？

陳明鋒找到了一本當年社員的名冊，是芬姐的筆跡，這是記錄建社之初九十六名社員繳交社費的名冊，猜猜排在第一位的是誰？竟然是我。再下面的是另外六名常委和初創社員，呵呵，如果社做出什麼不法的事，我可就是第一個被通緝的了。這本名冊是社史的珍寶文物。

話匣子一開，當年創社的甘苦酸辣，全成了我們集體的回憶了。

想當年，我和另外六人，為了創造一個供大專同學一起過着健康的文娛活動的場所，決定建立海暉文化學社。「海暉」，取太陽從大海的水平線升起，一片光明的前途正等着我們這批青年人。這個名字是我和李國強提出的，大家一致認為寓意絕佳，於是就定了下來。（後來我將之改為旭暉，寓意與海暉相同，也算是海暉的沿續。）招牌是請翟惠洸的媽媽用隸書寫的，印在小木版上，由朱鑑泉精工打造而成。翟媽媽是書法家，字體圓潤而富書卷味，木招牌不大，打造得高雅出塵，果然有文化學社的雅意。

七個常委各有分工，張適儀統籌全局，宋立揚和我負責音樂發展，芬姐是財政，何兆佳負責電工組，朱鑑泉負責木工裝修及歌咏組，李國強負責補習班和温書班。就這樣，在翟惠洸媽媽資助一筆資金作經費之下，「海暉」在紅磡寶石戲院大厦成立了。

社創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節省開支，凡事自己動手。朱鑑泉負責室內的裝修，將厨房改為小卧室，做了木架床，將其中一個小厠所改為小厨房，器樂組擺放樂器和摺椅的長木架，也全是他一個人搞出來的。社的所有電線電燈的安裝，全由何兆佳帶着電機系的同學一起做的。真空管擴音機是由蔡培遠捐贈的，一台學生用的小鋼琴是同學莫秀琼捐助的，（後來的那台歐洲靚琴是翟惠洸在排練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時自己掏腰包購買的），舊摺枱是朱鑑泉「偷」家中的，而那張為社友們帶來無數歡樂的乒乓桌，是業主蓮姐贈送的⋯⋯

創社之初，經濟來源是一個頭痛的問題，翟媽媽的資助，只够我們維持四五個月，以後總不能總是伸手向她要吧！於是，我們自力更生，經常性的收入全靠補習班、二胡班的學費，社員每月的會費，我和李國強為報刋寫稿的稿費也全捐了出來。這遠遠不够，開源就成了社生存下去的重要課題，常委和創社社友各出奇謀，宋立揚和我搞了幾次音樂欣賞會，由我們二人分別為聽者介紹分析樂曲，收取費用；何兆佳學習剪髮，為社友理髮賺取手工費；我搞了小食堂，做起包餐，每餐三餸一湯，招待同學來社午餐，收取餐費。就這樣，我們渡過了難關，也結識了更多的大專同學，社務漸旺，海暉終於矗立於香港社團之林。

芬姐一見妻，顯得特別熟絡地擁抱。社友中很多都熟悉妻，但多沒有來往。何兆佳奇怪地問芬姐：「你是怎樣認識阿沙的？」芬姐說是有一次她要在演出時做司儀，專誠去跟妻學了幾道散手。阿佳立即省起那是「六一八賑災」演出。

這事又勾起了我的回憶。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秀茂坪雞寮臨屋區發生山泥傾瀉慘劇，海暉同學對此表示關懷，決定在香港大學陸祐堂舉辦賑災義演，宋立揚本可以做演出司儀的，但由於他擔任了小提琴獨奏，所以司儀就得叫芬姐出任。當時我和妻正拍拖，她的話劇、演講、朗誦、司儀各方面，在學界算是小有名氣，所以芬姐就教於她。

這已是陳年舊事，卻又勾起我久存心中的痛。當時我母親返鄉下養病，病危，親戚幾乎天天來電報催我返鄉，但賑災演出所有的節目都由我負責，邀請的表演嘉賓也全是我的老友，如果驟然離開，演出將出現問題。一時之間，陷入了兩難之中。最後，還是公心戰勝了，待演出一結束，我立即起程返鄉，母親在我抵達的第二天謝世。四十五年過去了，我對母親的愧疚一直未停息過。這事一直埋在我的心田，直到這一天的舊友歡聚才說了出來，事隔這麼多年，眾人聽後還是沉默了好一會兒。隣座的芬姐對我說：「我的母親剛在港過世，我理解你的心情。不過，她能待到見你最後一面，也沒有遺憾了。你也應該放下了。」

閒談中，芬姐提起建社初我倆的一段往事。建社之初，我們天天在社待到深夜，她住大坑，我住北角，二人晚晚一起坐渡海輪過海，親密如「拍拖」，她笑着說：「好在當時你和阿沙已拍拖，所以大家都沒有多想。」她不提我還不記得那一段日子，我們的友情，就是這麼一點點建立起來，親逾姐弟，無論分隔多久多遠，在彼此的心中，我們就是最要好的「死黨」。

談着談着，忽然提起了二胡班，座中的梁珍琼、梁郁芬、芬姐和朱鑑泉，都跟過我學二胡。呵呵，關係突然複雜了起來， 老友頓又變成了師父與徒弟了。眾人起哄，笑着徒弟要和師父師母拍照，一張關係複雜的「師生」照就這麼定格在歡笑的時光中。

話題太多了，友情太濃了，我們談着談着，由中午一直坐到了下午四時，酒樓茶市結束，我們才被迫中斷。走出酒樓，眾人仍在門口站着，何兆佳建議再找個地方繼續，於是又走到「大家樂」，直至五時，我因為晚上仍有聚會，這才殷殷話別。不知道何年何月，我們這班天南地北的老友才能再聚，但深厚的友誼，卻如醇酒般，逾久逾濃。

（此文刋登後，陳明鋒來郵提出了幾項糾正，可見無論記憶力多強，也會有錯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