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時期
我出生在福建一個普通僑眷家庭，父親遠在菲律賓，自出生至十歲移居香港前，從未見過父親。小時在鄉間，與母親和祖母相依為命。既沒有書香世代的家世，也不是生活在繁榮文明的社會，所以，文化、音樂、藝術，在我的生活中從來就是遙不可見的東西。
第一次對音樂產生興趣，大約是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鄉間的娛樂主要是靠不定期的一些露天電影播放，每有電影播放，就是我們小孩子最興奮活躍的時候。我們一早就拿着小板凳到播放現場（鄉間唯一的露天晒穀場兼籃球場）霸位。晚上電影播映，銀幕上如果有打鬥的場面，就是我們最是緊張的時刻，如果是文場戲，我們看不懂，就在下面使勁地胡鬧着，電影講什麼故事，我們並不知曉。有一次，電影正播放一首插曲，那優美的旋律，那動人的歌聲，深深地震撼了我：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
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轉哪，
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
風車呀風車那個衣呀呀地唱歌哪，
小哥哥為什麼呀，不啊開言？
…………………….」
電影的名稱和故事我並不知道（直至前兩年在網上再聽這首歌，才知道影片叫做《柳堡的故事》），歌名也不知道（後來移居香港後，堂妹從鄉下寄來一張如照片般的歌片，才知道曲子的名稱叫做《九九艷陽天》），但這歌的旋律和歌詞都一直刻在我的心中，我想，這應是啟蒙我對音樂產生興趣的第一首歌曲。
後來鄉間有解放軍駐營，我除了對他們逢節日做的肉饀包子有興趣之外（他們會將剛從蒸籠中蒸出的包子送給在旁圍觀的小孩，我每次都能分得一個），更加感興趣的就是他們列隊唱軍歌的場景，雄壯嘹亮的歌聲，往往令我熱血沸騰。
新年，鄉間都有聯歡會，由數名我們鄉間的特異產品–––到外地唸書的大學生擔綱，他們表演話劇和歌唱，因為他們是我們小孩心中的偶像，所以觀看他們的演出也特別用心，其中有我的隣屋秀輦姐姐，她在厦門大學唸書，那年她唱了高甲戲中最為人熟悉的《桃花搭渡》，甜美的歌聲，使我驚為天人，那年她在家的這一段年假，我總磨着她教我唱歌。
小學一至四年級在鄉間的小學唸書，音樂和體育由同一位老師任教，他是我們同村人，體育只教打球，音樂教些什麼，現在已沒有印象了，只有一首由馬思聰作的《少先隊隊歌》倒是還記得，可以說，這四年的小學，在音樂學習方面是一片空白。
五年級時移居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福建僑眷多聚居於北角，雖說經濟條件並不差，但大多秉承福建人勤儉的作風，數家人合租一層樓居住，每家佔一間房，廳和厨房公用。我們和二舅母住同一條街，小時母親經常帶我到她家。她住的那個單位有位女房客，有一台鳯凰琴①，這是一種介乎玩具和樂器之間的東西，以前國貨公司的樂器文具部都有出售。這是一個有盒蓋，長條形，如古箏的形象，有四條鋼弦，鋼弦的左邊有很多排列整齊圓形的小鍵，右邊可以用薄片撥動而發出錚錚的清脆聲音，左手按下圓鍵，就能發出高低不同的聲音， 一首動聽的樂曲也就出現了。
這位女房客很和善，每次我隨母親到二舅母處，她都會招待我進她的房間，拿些蜜餞請我吃，就叮叮噹噹地彈着她的鳯凰琴給我聽，我就邊吃着甜滋滋的蜜餞邊聽着那一首首動聽的樂曲。有時她也會叫我坐在琴台前，讓我試着彈奏，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樂器。後來，這位女房客前往菲律賓與丈夫團聚，音樂欣賞中斷，但那聞歌吃蜜餞的感覺卻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至今想來，仍是甜滋滋的。
正式學一種樂器，還是同屋住的一位哥哥帶領的。我住的那層樓有五間房，住了五家從福建來的僑眷，其中有一家姓施的，媽媽帶着一對兄妹，哥哥施純油，大我兩歲，唸中一，參加了學校的口琴隊，經常在家中練習，我看着非常的羨慕，也就立意要學吹口琴，當時書局文具店都有口琴出售，每個三元，我就將媽媽每天給我在學校買零食的一毫錢省下，一個月後，捧着三十個一毫錢到書店買了一個上海出產的「國光」牌口琴，就開始向施哥哥學吹口琴。
口琴並不難學，一呼一吸掌握得好，就能吹出音階，再練習多些，就可以吹出一首動聽的歌來了，當時我並不懂得看譜，只能將在學校學到的歌，如《吉德克森林》、《在森林和原野》、《小白船》、《棱羅河》等歌吹奏了出來，這已教我興奮的不得了。
同屋的有一位較年輕的僑眷，四九年他丈夫從菲律賓返鄉下娶她時只有十七歲，新婚一個月丈夫返菲，大陸解放後，菲承認台灣政權而與大陸絕交，她從十七歲一直等了十多年才來了香港，這個僑眷叫做婉華，能歌善舞，見我們吹口琴，也就湊興和唱，她還教會了我們《四季歌》、《天涯歌女》、《夫妻雙雙回家轉》等歌。
六十年代初來港的僑眷生活都很單調，那時社會上的工作種類很少，工廠也不多，加上她們每月都有從菲律賓寄來的家用，也不須到外工作，所以到親友家中串門，三五成群坐下打打十五湖紙牌，每天到街市買菜煮飯，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如今屋中多了我們的音樂，也就熱鬧了起來，我們的口琴伴着婉華的歌聲就成了屋中最吸引的娛樂了。
我不懂得讀歌譜，所以吹來吹去，也就只是懂得唱的那幾首歌，這已不能滿足我的音樂熱情。學校的音樂課，歌曲雖也有簡譜，但老師並沒有注重，只是用風琴彈彈歌的旋律，一句一句地教我們唱，這當然學不懂怎樣讀譜。於是，就下決心學讀簡譜。我省下零用錢，在北角英皇道一間叫着「藝美」的書局買了一本很薄的小冊子，名叫《怎樣學簡譜》，按着書中的指導，由淺入深地學習起來，從默記1－7 的七個唱名，學習拍子、切分音、休止符，再拿簡譜歌曲視唱練習。這時，施純油因在學校的口琴隊，當然也學起了讀簡譜，他就自然而然地做了我的老師，當遇上難題時我都會向他請教，懂的就向我講解，不懂的，他就去學校問老師。
我秉承一貫的習慣，學習任何知識都是用心鑽研，全力以赴。學習讀譜時，爭取任何空隙的時間，無論是吃飯、乘車、甚至是睡前，腦海中總是反複地思索、默記唱名、音符、節奏、音值等一串的東西。平時無論看到甚麼譜子，總會拿着在心中默讀或是張口而唱。這麼一來，我很快就掌握了讀譜的技巧，無論多複雜的譜子，隨手取來就能吹奏了，於是，吹奏的歌曲的範圍就更廣了，凡是好聽的旋律，無論中西，不分古典流行，只要有譜就可以用口琴即時吹奏。
用口琴可以吹奏所有的歌曲後，就想進一步學習口琴吹奏的一些特別技法。來港不久，父親從菲律賓來港與我們相會，他問我想要什麼，我心大心細地想了一會兒，遲遲疑疑地說想要一個收音唱片兩用機。這在當時來說是頗昂貴的東西，五十年代末的大部分香港人仍是克勤克儉，一個傭工每月僅能賺三四十塊錢，一部這種可以收音又可以播放唱片的機器通常要二、三百元，這在我而言，簡直是一種侈望。誰知父親二話不說，就帶我到中環的「中原電器行」買了一部抬回家。
這部收音唱片兩用機，不但豐富了我的文藝生活，還是我音樂學習的最佳動力，我除了從收音機中聽到了大量的時代曲外，更通過它學習口琴的吹奏技巧。那時，香港著名的口琴演奏家梁日昭，每星期在電台中有一個教吹口琴的節目，我每次都聚精會神地收聽，從中學習一些特別的演奏技巧。後來，又從銅鑼灣的藝聲唱片公司買了一張大陸名口琴家石人望演奏《節日的舞曲》的唱片，這是七十八轉的唱片，一首歌分別錄在唱片的兩面。我就從收音機聽梁日昭的口琴教授節目，聽他組織的樂風口琴隊的演奏，還有石人望的《節日的舞曲》唱片，邊聽邊摹倣，終於學懂了口琴演奏的各種特別技巧，例如：三度和音，八度和音，分解和音，打花舌，空氣震音等，這時，我的口琴演奏技巧早已超越了啟蒙我學口琴的施姓哥哥了。
後來，我參加了在北角麗池的「中國學生周報社」所組織的口琴隊，是梁日昭先生負責指揮的。在那裏，我學到了樂隊合奏的技巧，懂得在分部中如何突出主旋律，如何襯托主旋律，以及吹奏各種不同的伴奏節奏。可惜的是，我在那裏只獃了半年的時間，就由於怕別人說我在國民黨的文化機構參加活動而終止了。
有了唱片機，我就開始將零用錢省下來買唱片，記得第一張唱片是電影《五朵金花》的歌曲，三十三轉的六吋碟。我並沒有機會觀看這部電影，但並不影響我對這些歌曲的欣賞，這使我開始迷上大陸的歌曲，其後，又再買了一張《草原上的人們》的電影音樂，裏面的歌曲如《敖包相會》、《草原情歌》、《草原晨曲》等，都引起了我對中國音樂的興趣。特別是歌曲的伴奏，民族樂器的美妙音色牽引了我夢魂，我喜歡笛子的悠揚，喜歡二胡的柔婉，喜歡揚琴琵琶的清脆。這時，口琴已不能滿足我的音樂演奏，學一種中國樂器成為了我的最大期望。
想歸想，往哪裏去學呢？即使願意支付學費，好像也找不到老師。這段時間，我還是苦練口琴，冬天練琴，往往練得連嘴角都磨裂了，但我仍是忍着痛努力地吹奏。由於口琴吹得還不錯，漸漸在同學中也吹出了名，小息時人家在操場上玩，我則拿着口琴在一個角落吹奏，往往因此而招引了一些喜歡音樂的同學圍着聽，這也算是一種滿足吧。當然，班上的聯誼活動，也就少不免有我的口琴表演。
注：
①鳯凰琴–––鳯凰琴（Country Teachers），又稱「大正琴」。是日本自行發明的樂器。相傳1912年（大正元年），由日本名古屋大須森田屋旅館主人的長子森田吾郎創製。由於其構造簡單、容易彈奏、音色清脆而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20世紀20年代，大正琴傳入中國。因流行地區的不同，又有「鳯凰琴」、「大眾琴」、「和平琴」、「中山琴」之稱。
鳯凰琴構造簡單，容易演奏，音色清脆、明亮，可用於獨奏、合奏或為歌舞伴奏，尤其適於一般民間娱欒和彈唱使用。
2、少年時代
中學時期是我的音樂學習最多姿多采的時期。
中學一年級，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來自天津音樂學院的男高音歌唱家蕭聲，他是新嘉坡華僑，赴中國學音樂並在歌劇院唱獨唱，後來可能是政治氣氛不適合自己的個性，於是離開中國來到香港，就在我唸的學校教音樂兼低年級中文。
他在我唸的班級擔任班主任、音樂老師和國文老師三項工作。
蕭老師在音樂方面的高深造詣令我開始得窺音樂的殿堂，他為我們示範演唱了《我的花兒》、《在銀色的月光下》、《在那遙遠的地方》等歌曲，他高曠的男高音，真情的演繹，使我們見識到音樂的絕妙。
當時，我在班中的成績算是不錯，加上口琴也吹得不錯，簡譜的讀譜能力很強，所以引起蕭老師的鍾愛。他對我說，要在音樂方面有所提高，單會讀簡譜還不够，應在樂理方面、五線譜方面下功夫。於是，在我的請求下，他開始教我樂理。
我的特點就是對感興趣的東西學起來很有毅力，別人看來枯燥無味的樂理，我卻學來其樂無窮，我勤力地做起了樂理的習題，經一年的不間斷學習，調號、音名、音階、音程、變調、移調、和弦、樂曲終結等一大堆的知識，我都掌握了。
蕭老師說，我當時所掌握的樂理知識應等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程度，再深入的，他也不能再教了，因為他在音樂學院是學演唱的，音樂理論方面不是強項。他知道我仍然有興趣再繼續學下去，就介紹了一位搞作曲的同學范尚志，范老師是作曲系畢業，曾參加過幾個大型的音樂創作，後來定居香港。在香港，除了肯寫流行曲之外，作曲並不能養妻活兒，所以他轉行做生意，但仍收了幾名學生。
我跟范老師學和聲、對位、調式曲式，開始了作曲的嘗試，用新詩為歌詞，寫了幾首歌曲，范老師說我對詩歌的理解很深入，譜寫的旋律也算流暢，只是受中國戲曲和民歌的影響，走不入藝術歌曲的氛圍，建議多聽古典音樂，同時開始要我學西洋音樂史，對西方音樂的分期與流派都要有所了解。
這時我已在唸中三，學二胡演奏略有所成，開始參加電影公司的影片演奏，賺了些錢，開始覺得以前父親買給我的收音唱片兩用機不能達到欣賞音樂的目標。於是，整天想着擁有一部立體聲音響。當時，北角皇都戲院大厦地下有個商場，是售賣音響和唱片的集中地，我整天到那裏蹓躂，試聽不同牌子的音響效果。
記得第一次賺到電影配音演奏的三百多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錢財，相當於一個洋行經理的一個月的薪金了。我拿了這筆酬勞，加上平日儲蓄的一百多元，興沖沖到皇都戲院大厦的商場，買了一台日本出品的「山水」(Sansui)牌擴音機，配上一對「第一」( Teac) 牌喇叭，加上一個林肯唱盤。我終於擁有一套立體聲音響了。
這套音響對我的音樂學習起了極大的作用，通過精細的分音，我仔細地聽到了樂曲中各聲部，對曲中的和聲、對位結構有了清晰的的了解，這對我日後在學習配器、指揮時，助力更大。
說回我的二胡學習，記得中一時，有次行到北角渣華道（城市花園現址），聽到二樓傳來中樂合奏的音樂，我一時好奇前往一看，二樓的福建同鄕會大門敞開，一隊二三十人的中樂隊正在練習。我如痴如醉地站在門口聆聽，心中對這個樂隊充滿好奇，當時就想着，如果能加入這個樂隊，那該是多好的事。於是，學習中樂就成了我的一個目標。
機會終於到了。中一開學不久，學校籌組中樂組，我興奮地報名，當導師黎老師問我懂什麼樂器時，我啞然了，只怯怯地回答我什麼也不會，只會吹口琴。黎老師說沒有問題，要我選一種樂器，我就選了二胡。之所以選二胡，是有段淵源的。我在家鄉時，曾聽說學校最美麗的楊老師的丈夫是省中最著名的二胡家，一曲《空山鳥語》傾倒了眾人。因這樣的一則傳聞，我自然而然地選了二胡。
那時母親剛返鄉下探親，我就寫信要她從鄉下買把二胡給我。母親果真帶了一把二胡來，可惜質量奇差，根本不能用。於是我就用自己辛苦儲蓄的十六元，在中國國貨公司（已倒閉，原址在銅鑼灣軒尼詩道與波斯富街交界）買了一把用黄楊木雕了個龍頭的二胡，這是一筆不少的數目，須知當時一個女佣一個月也只掙得三十元，母親每天只給我一元一角，二角交通費，八角吃一碟叉燒飯，再有一角錢買零食。要從這區區一元一角中省吃省用地儲足十六元，那可不是一兩個月的事。
中樂組的黎老師會揚琴和秦琴，但不會拉二胡。當時樂隊中有一個高我二級的施華煬，拉得一手好二胡，也在我心中最嚮往的福建同鄉會中樂隊中拉二胡。我對他崇拜得不得了，但他並不熱心教我，只教和他同班的一個叫陳祖江的，我就在一旁用心地偷學，回家就按着偷學到的勤力地練習。
學弦樂最是吃力，耳朵不好的話，可能連定弦也要花很大的功夫，更遑論拉出來的音準和音色了。幸好我學了吹奏口琴，對聽音有了一定的基礎，所以拉出來的東西雖難聽（劏雞），但還是拉得成歌的。我勤力地在家練習，果真「天道酬勤」，這刻苦的學習居然感動了一位二胡演奏家。
話說六十年代，生活儉樸，福建來港的僑眷多數伙合租一層樓居住。當時，我同屋的有一伙是從永春來的，一個婦人帶着兩個女兒，和家公一起住。每星期六，老人的侄兒必定會來探望。有一天，老人對我說，他的侄兒叫陳清池，以前是福建省歌舞團的二胡獨奏家，聽到我的練習，覺得我很有音樂感，願意教我。這真是天大的喜事。於是，每星期他來探望叔父時就順便教我二胡。他教得認真，我學得刻苦，一年的時間，我已可以演奏《良宵》、《光明行》、《空山鳥語》、《二泉映月》等二胡獨奏曲。在學校的樂器組，我的二胡演奏技術已算是數一數二的了。
一年後，陳清池拿了一張影聯（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的音樂會門券給我，要我去聽聽。這是一場音樂盛會，有很多長城、鳯凰、新聯的電影明星都參加了演出，我坐在第三排，近距離地欣賞大明星如夏夢、石慧、陳思思、王小燕、苗金鳳、高遠、傅奇、鮑方、張錚等的演出。但最令我難忘的還是壓軸節目，由我的老師陳清池擔任高胡獨奏，影聯民族樂隊協奏，東初編曲並指揮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高胡協奏曲。我沉醉在美妙的音樂中，這時才知道，原來用高胡、二胡也可以演奏出如此動聽的音樂。當然，在聽眾熱烈的掌聲中，我又多了一分自豪，因為那個技藝高超的獨奏者，是我的老師。
不久，又欣賞了福建同鄉會在大會堂音樂廳的演出，我的老師蕭聲在音樂會中擔任男高音獨唱，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曲目：《大頂子山高又高》，《遠航歸來》，《美麗的姑娘》。伴奏的是同鄉會的民族樂隊。同場還有民族樂隊的節目，有許經良的二胡獨奏，龔金標的笛子獨奏和張英榮指揮的大合奏。太精采了，這又重新燃起了我想加入這隊樂隊的冀望。
蕭聲和張英榮是好朋友，他介紹了我和學校中樂組的另外三位同學加入，另三位同學都是高我二級的，有陳祖江，柯永聰和李楨嗇，聯同一早就在樂隊的施華煬，我們學校一共有五位同學加入了樂隊。
福建同鄉會的樂隊當時是香港水準最高的，指揮張英榮是一位著名的揚琴演奏家，他原本是印尼一個著名的歌舞團團長，後來到大陸參加工作，是指揮、作曲兼揚琴獨奏演員，後來來港定居，負責同鄉會的樂隊指揮。二胡演奏家許經良和笛子演奏家龔金標都是畢業於大陸的音樂學院，另外還有許多位原本在大陸專業團體工作的隊員。加入樂隊，使我的眼界大開，學到很多合奏的技巧。
中三時，香港興起一股山歌潮，這應是大陸民歌片《劉三姐》帶來的影響，當時的電影，除了黄梅戲的古裝片外，就是山歌片，其中就有邵氏拍的山歌姻緣等。 黄梅戲和山歌片，需要大量的中樂演奏和伴奏，我的老師在琵琶大師呂培源的邀請下，投身在一大堆的電影配樂中，再難抽空教我的二胡，但卻因為中樂演奏人材的難得，也開始要我在課餘加入他們的小樂隊，為各種電影進行配樂，與我們經常合作的歌星，印象中有靜婷，吳鶯音，鮑培莉等。
電影配樂使我學到很多在緊急情形下怎樣應變的技巧，特別是在全未練習下如何突然變調改譜的急促視奏，這就為我後來在學指揮時打下了基礎。當然，還有另一種收穫，就是平白賺了大筆的演奏費，使我有閒錢聽音樂會，買唱片。
陳清池已無暇教我了，這時，同鄉會樂隊的蘇少甫覺得我的二胡演奏音樂感很強，只是欠缺一個較深層的表現力，所以主動收我做學生。對於蘇氏家族，我一直都非常羨慕。他們家是做茶葉生意的，在福建同鄉中的人望頗高。他家有三男二女，三個男的都學樂器，都在同鄉會的樂隊中，蘇少甫排第二，與三弟蘇哲甫都拉二胡，他的大妹妹在同鄉會的舞蹈組，是舞蹈組的中堅台柱，小妹學小提琴，可以說是一家都學藝術。蘇少甫也教學生，學生中，歐陽貫鴻和黄國興都很出色，而蘇哲甫也不時得到他的指導。蘇哲甫比我早一年贏得校際音樂節二胡獨賽高級組冠軍。我們後來一起搞了兩個小樂隊，一個專為唱片公司灌錄唱片，一隊則專為市政局文化組搞普及音樂演奏。我在一九七四年搞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時，還請他來幫忙，第二樂章那一段高胡和鋼琴的對奏，就是他的演奏。
我跟蘇少甫學了一年二胡，他除了糾正我演奏姿勢外，還要我着力於揉絃的練習，舉凡指尖觸弦的角度，揉弦時指節配合手腕的幅度，都有很嚴格的規範，這是決定音色的重要基礎，我後來在演奏抒情的慢板時音色能有較豐富的變化，全靠當年的這種練習。最使我得益的還是他對樂曲的處理，樂句起落的呼吸，強弱的對比，漸強漸弱的控制，他都一絲不苟地要求。我在校際音樂節以九十五分的高分贏取冠軍，是他對我近乎吹毛求疵的訓練的成果。
參加同鄉會的樂隊不足一年，影聯正籌備排演《黄河大合唱》，東初來同鄉會借將，我和數位樂隊成員被借去參加排演。這是香港音樂界的一椿大事，影聯成員的幾間電影公司的明星們傾巢而出，朗誦是夏夢和王葆真，《黄河頌》的獨唱是黄頌武和趙小山（後改名萬山），《黄河怨》的獨唱是石慧和顧錦華，《河邊對唱》則是何文舒和張錚。可說是當時的名家齊出了。而我們這一批在學界漸露頭角的中樂演奏者，如蘇哲甫、周修德、嚴觀發、施盤藏、李子高等，也齊聚一堂，大家的友情也由此而建立。後來，我組織並指揮了海暉，嚴觀發指揮新青（現在是特區政府資助的不牟利團體），周修德指揮培聲，李子高指揮新聲。當時香港較有名的青年樂團，除了宏光之外，全是我們的天下。（這是後話）。
至此時，我立意參加的兩大樂隊的心願終於達成了。
短短三年的時間，由全然不懂二胡是什麼而至可以獨當一面的獨奏，別人可能說我很有天份，其實，此中的艱辛困苦，也只有自己知道。初學拉二胡時，父親再次從菲律賓來港與我們團聚，我膽粗粗要求買個錄音機，這在六十年代初可是一件特奢侈的事，父親二話不說就買給我。我天天將演奏的歌曲錄音，回放時留意每個音符，每句音樂，從中找出不滿意的地方，逐一精練，有時，一個音，一個跳把，要反䨱練習數以千次，直至滿意為止。
我家中沒有大鏡，看不到自己演奏時的手勢和身體的擺動情形。剛巧同屋的一個老婦人，她房中有張梳妝台，上面有個大鏡，她知道我練習時要對着鏡，就叫我到她的房中。於是我天天在她房中對鏡苦練，從鏡中觀察自己左手按弦的姿勢，右手拉弓運行的路線和手腕擺動的情形，觀察在每句樂句起落時自己的呼吸與之配合的準確性，琢磨身體隨着樂曲擺動的情形。旁人只看到我的進步神速，但誰知道此中所付出的汗水與心思呢。
不單是學二胡演奏，學樂理時，為了將各不同高度的音名牢記，我每晚睡前躺在床上，總會花一段時間強迫自己去記憶，腦中問着：「上加五線？」必定要練到無須思量，條件反射地立即答出音名。這種訓練，在後來教兒子樂理時也被用上了。學和聲對位時，我除了超量完成老師布置的習作外，還每天都拿些樂譜仔細閱讀，研究樂曲的和聲和對位結構。學配器和指揮時，更是無時無刻地拿着總譜背，看着總譜聆聽唱片演奏，記憶每句樂曲每個聲部的旋律，想像各段的音樂場境。「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真的是至理。
除了努力外，友儕的相互影響也很重要。我和高兩級的陳祖江，柯永聰因喜音樂而成了死黨，柯永聰吹笛子，也是頗佳的男高音，陳祖江初學二胡，後又學揚琴。我們都住北角，放學後經常到陳祖江在皇都戲院大厦的家中聽唱片，各人會對播放的音樂各抒己見，這可能就是我們雛形的音樂欣賞吧。我們都加入了同鄉會樂隊，練習之前，大家都會在北角道的「祥發」花五角錢吃一碗雲吞麵，邊吃邊談音樂。那是一段最難忘的童年美事，直到如今，我每次返香港，都要找地方吃一碗雲吞麵，其實就是潛意識裏對當年的一絲懷念吧。中學畢業後各有際遇，生活的圈子不同了，聯絡中斷，但彼此的心中對那一段友情仍是重視的。前年，陳祖江從我的另一位同學中知道我的電郵，於是，斷了接近半個世紀的友情再次續上，這也算是人生一大美事。
學音樂，當然要多聽音樂，從中吸取養料。我是學中樂的，初時聆聽的音樂多是中國音樂。
記得父親買了一台收音和唱片兩用機後，我就開始將零用錢省下，儲足後就去買唱片。那時還很少專賣唱片的店鋪，國貨公司的文娛部和書局都有少量的唱片賣。我家附近在水星街有一間叫「僑生」的小書店也有唱片賣，記得第一次在那裏買了兩張六吋33/31轉的小唱片，一張是電影《五朶金花》的插曲，一張是歌劇《紅珊瑚》的主要唱段。這兩張唱片跟隨了整整六十多年了，至今仍保存在家。
這兩張唱片的歌曲令我耳目一新，《蝴蠂泉邊》、《珊瑚頌》、「海風陣陣愁煞人》，這些歌優美的旋律，甜美的歌聲，精緻的伴奏，都使我獲得前所未有的享受。唱片只附歌詞，沒有歌譜，於是，我花了很大的功夫，邊聽邊將譜子記下。後來，更花了大功夫將樂隊的伴奏譜也記下了。這也可以算作是練耳和記譜的練習，我仔細地聆聽每一個聲部，將各聲部的伴奏旋律記下再拼合成為伴奏總譜。這段時期，我主要專注在中國音樂方面，隨後，又陸續買了幾張民樂合奏和獨奏的唱片，這些唱片，開啟了我對民樂合奏欣賞的大門。當時，大陸的樂譜非常罕有，我只得用聆聽記譜的方法，記錄了不少的合奏和獨奏譜。每份譜都花費了幾個星期的努力，無形中，對各聲部的特點都有了清晰的理解，對日後學習民族配器具備了較扎實的根柢。
聆聽古典音樂要待到學習作曲時。范老師覺得我的曲風深具古國民謠的特色，但卻缺乏西洋音樂的風味，認為這單一的曲風不利我的音樂學習，所以要我接觸古典音樂。剛巧那時我已參加電影音樂的演奏錄音，從中賺了一筆，所以就有能力添置一套HiFi，也有能力購買價錢頗昂的古典音樂唱片。
古典音樂是一個汪洋大海，並不容易欣賞。范老師列了一清單，要我先從富音樂形象和故事內容的曲目入手，清單早已不見了，但這第一批買的唱片，至今仍然保存。這是那一批唱片：Prokofiev–Peter and the wolf,；Mussorgsky–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Tchaikovsky–1812 Overture, Swan Lake, The Nuteracker Suite, The Sleeping Beauty,；Saint-Saens–Danse Macabre, 還有Handel–Royal Fireworks Suite 和Water Music Suite。對了，還有孟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Mendelssohn–Ein Sommernachtstraum），這張唱片借給了一位朋友，後來就不了了之，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有些心痛。
范老師詳細地為我講解每首樂曲的內容，介紹形象化的旋律，樂曲主題樂句的出現、變奏和再現，怎樣理解音樂氣氛的營造。這些講解，為我打開了浩翰的音樂海洋，我的眼界大開。此後，我進一步接觸交響曲，鋼琴、小提琴的獨奏和協奏，沉浸在這浩翰的古典音樂之中，這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淺陋。
中三時，我開始跟隨張英榮學習民族配器，他是當時香港唯一懂民族配器的音樂家。我學習各種中國樂器的音域音色特點，民族和聲和對位的配合。拜我平時記譜的助力，我很快就掌握了民族配器的竅門，開始為學校的音樂活動編寫樂隊伴奏諎。中四時，蕭聲想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搞一場音樂會，指派我選出六首歌曲編成民歌聯唱，除了編寫四部合唱之外，還要編寫民族管弦樂的伴奏總譜。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初稿，敦請張英榮為之校定，這是我第一次編寫如此大型的音樂作品。那次的演出由蕭聲指揮，受到行內人士的肯定，這對我的鼓舞很大。
此後，我除了二胡演奏之外，作曲、編曲也成了經常接觸的事，而編寫獨唱、合唱的樂隊和鋼琴伴奏更是時常要做的事。那時，柯永聰除了吹笛子外，更經常獨唱，編寫小樂隊的伴奏諎，也是由我包辦。記得一九七二年海暉在香港大學陸祐堂為災民舉辦的賑災義演，我邀請柯永聰參加的男高音獨唱，所有的曲目都由我編寫樂隊伴奏。這是我倆最後的一次合作，此後各有各的忙，也就失去聯絡了。中學時期一齊搞音樂的兩個老友，陳祖江在兩年前重新聯絡上了，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能有緣再和柯永聰聯絡上。
中五時，我獲得校音樂節高級組二胡獨奏冠軍，為我少年時期的音樂活動譜寫了一個句號。
3、青年時期
中學畢業後，雖然忙於升學，但仍未停止過自己的音樂活動。
這段時間，張英榮將歌劇《白毛女》的主要唱段重新編寫，以聯唱的形式搬上了舞台。蕭聲擔任男高音獨唱和對唱， 女高音許真真與我們同齡，是頗有前途的女高音，可惜後來聽說健康出現問題，需要靜養。這次的演出很成功，大家的熱情很高，張英榮又開始籌劃另一場音樂會，節目也已擬定，大合奏，小合奏，蕭聲的獨唱，龔金標，許經良，蘇哲甫和我分別擔任笛子、板胡、高胡和二胡獨奏。可惜也不知道為什麼，張英榮離開了同鄉會樂隊，樂隊群龍無首而解散。同一時間，影聯的樂隊也散了。我們一群音樂愛好者頓失去了練習的場地，只得各自為政。我利用這段時間，一邊練習幾首新的二胡獨奏曲，一邊也努力地創作歌曲，寫了幾首歌曲，並作了一部小歌劇。
不久，東初受文協（香港華人文員協會）邀請，擔任樂隊指揮，一時之間，以前影聯樂隊的幾位主要成員也到了文協，連男中音歌唱家何文舒也加入，擔任樂隊的敲擊。
我是在許春永的邀約下，帶着幾位以前在同鄉會的樂手加入。
說起許春永，不得不加上幾筆。他在同鄉會樂隊彈琵琶，六十年代中期曾隻身到北京，想跟當時的名家劉德海深造。可惜遇上大陸的「四清運動」，政治運動令他心寒，不久便返港了。他是我在音樂活動的好拍擋，琵琶演奏技巧雖不是頂尖，但視譜能力超強，節奏感、音樂感都很超卓。
文協的樂隊很快就成了音樂圈中的名牌，一班圈中名家都加入了，有笛子演奏家温聯華，高胡演奏家李文超，還有我們這一批新生代樂手。社址設在佐頓道，東初、何文舒、許春永和我都住在香港，練習後大家都乘搭佐頓碼頭的渡輪到灣仔轉車返家，因此，很快就熟絡了。
東初是食家，很多時在練習後，必帶我們到處吃東西，有時還會約女高音顧錦華一起。顧錦華在上海音樂學院學聲樂，山歌片《劉三姐》上映後，鳳凰電影公司舉行山歌比賽，顧錦華拿了第一名，人美聲甜，成了鳳凰的電影明星，也會接受東初的邀請擔任獨唱。
如果有顧錦華參加宵夜的話，我們多數會在彌敦道黄金戲院對面的美輪進餐，因為顧錦華就住在尖沙咀。如果單是我們幾個，多數會在灣仔洛克頓一帶品嘗路邊雞或是泉香的貴妃雞。東初是食家，點的菜式都各有特色，他也會向我們介紹各菜式的特色和烹調方法，我後來在厨藝方面頗有心得，可說是得力於那段時期的跟飲跟食。但是，最吸引我的，還是他對音樂圈的掌故和音樂欣賞的心得。
當年，東初與于粦、草田（黎小田父）三人是長城、鳳凰、新聯等電影公司的作曲家，與電影界有很深的淵源。他又是大作曲家陳歌辛（梁祝協奏曲作曲者陳鋼的父親，被尊為歌仙，所作歌曲《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鳳凰于飛》、《蘇州河畔》流行至今）的學生，音樂圈的人脈極廣。所以，聊起樂壇逸事，影圈軼聞，真的是前所未聞。
東初對樂隊的主要成員都很親切，時不時招待我們到他在灣仔洛克道附近國民大厦的家中飲食談藝，興起的時候，隨手抽出唱片邊播放邊解述其中的妙處，有時也會請他的太太彈首鋼琴曲助興。混熱了之後，我自然就跟他學起了作曲、配器、指揮。
中五的時候，范尚志老師返回印尼老家繼承祖業，我的作曲學習中斷，至此才得以繼續。
我以前跟范老師和蕭聲學過合唱指揮，只須需顧及四個聲部，難度並不太大。學管弦樂指揮確是很難，單就讀總譜就已是不易。古人說看書快是一目十行，而讀總譜則要求一目十六至二十行，其艱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句樂句，指揮要讀到每一個聲部的演奏旋律，照顧到各聲部同奏時的音量，更須明白彼此合奏出的和聲效果，對位特色。更要讀懂各自的強弱關係。這還不算難，更難的是要聽到各聲部所奏的實際情形，隨時指出某聲部在演奏中的錯失與不足，甚至在練習中抽出個別聲部或隊員進行考驗訓練。當然，作為指揮，節奏必須準確，指揮時落點必定要準確無誤，更要將所理解的樂曲如厨師配料般指導各聲部適當表達。更加要準確無誤地指示聲部加入。至於如何通過雙手的音樂語言和身體語言提示樂員樂曲的情緒，就更是長期的揣摸和練習。
管弦樂的總譜並不易找，幸好東初有頗多的收藏，我借着來仔細讀，對着總譜聆聽唱機中播放的樂曲，嘗試着聆聽每一個聲部所奏的旋律，聆聽和分辨不同聲部組合的和聲。初時，總是手忙腳亂，顧着聽音樂而忘記了譜，顧着對小提琴二部的旋律而忽略了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對應。慢慢地，就可以將心和耳分成了十多二十部分，清楚而準確地看到、聽到各個聲部。由懵懂難分至清楚明辨，這中間花了無數的心血，背讀總譜後，深宵臨睡前閉目默想，想像樂隊的演奏，自己手執指揮棒傾力指揮。而練習雙手隨着不同拍子、不同節奏、不同強弱而揮舞，更是平時的必備課題，我會一邊聽音樂一邊指揮。以前家中冬天沒有熱水，用冷水洗澡，在每天洗澡前，我也會在厠所對着鏡子狂指一輪，既作熱身，也作指揮練習。可以說，學指揮的那段時間，我是廢寢忘餐地讀譜，揮舞雙手，隨着心中想象的樂句而動。呵呵，相信外人一見我這種痴態，當以為是「竊線佬」而避之則吉。學音樂的人就是如此的「竊」，著名歌星巴巴拉史翠珊也曾說過，她少女時期希望做指揮家，常常以髮梳為指揮棒，對着鏡子指揮《羅密歐與茱麗葉》（Tchaikovsky ： Romeo and Juliet overture-fantasia），我聽後覺得很親切，因為音樂人就是如此的「竊」（她1999年大除夕在拉斯維加斯的跨世紀演唱會上所說。）
隨東初學作曲指揮是我在音樂修養上最大的收穫，他在指導我音樂欣賞時下了很大的心力。每選了一首樂曲，他會仔細地介紹樂曲的時代背景，指示出各個主題的呈現和再現的特色，並會播放一大堆唱片，將不同指揮家、不同樂隊演奏同一首樂曲的各自風格逐一比較。他並熱心帶同我去聽管弦樂音樂會，每次音樂會前，他總是要我上他家中，播放當晚音樂會演奏曲目的唱片，指出各樂章不同的情緒和主題，所以，每一場音樂會，都是我提升音樂欣賞能力的機會。指揮家對樂曲的理解與處理非常重要，多聽音樂演奏，參照名家的演繹，加上自我在音樂、文學、藝術各方面的進修，都是一種最基本的功夫。在這幾方面，我都努力學習，我想，我的演奏，我的指揮，在樂曲的處理與表達能有一定的深度，和這些努力不無關係。
文協樂隊很快就成為圈中最負盛名的樂隊，影聯樂隊的三大名家（温聯華––笛子，林風––琵琶，李文超––高胡，除林風外都來了。而我，施盤藏，簡潔明，李子高等一批年青樂手也加入了。當時，歌唱家何文舒負責敲擊部，温聯華負責吹管部，弦樂部李文超負責高胡，我負責板胡，施盤藏負責二胡。樂隊選奏了很多經典的合奏，有很多首是由我任板胡獨奏和領奏，頗受聽眾的歡迎。
後來，隨着演出的頻繁，我們組織了輕騎式的小樂隊，十多位能獨當一面，可以身兼數種樂器演奏的成員，加上了男中音何文舒，女高音温紅（合唱指揮家温虹的女兒，七十年代香島中學的學生應記得他。）小樂隊演奏了很多名曲，而男中音何文舒，和女高音温紅的獨唱更是必演的節目，何文舒的曲目多是由東初編伴奏，而温紅的曲目則大部分由我編寫伴奏。温紅與我同齡，大家很談得來。記得當時她把一堆歌曲交給我，我選了幾首旋律美妙的編了樂隊伴奏，印象中的歌曲有：《紅梅贊》，《珊瑚頌》，《洪湖水浪打浪》，《看到你們格外親》等。編寫獨唱伴奏譜成了我經常的工作，那段時間，蕭聲所有演唱的歌曲，無論是鋼琴伴奏譜或是樂隊伴奏譜，大都出自我的手。
伴奏女高音獨唱，印象最深刻的是幫顧錦華的伴奏。第一次幫她伴奏應是我還在唸高中的時候，那次是影聯的黄河大合唱，她和石慧擔任《黄河怨》的AB角，我很喜歡她委婉而甜美的歌聲，後來又為她伴奏歌劇《紅珊瑚》的咏嘆調《海風陣陣愁煞人》，是我聽過這麼多歌唱家獨唱，除了歌劇原唱趙雲卿之外，最佳的演繹。過了好多年，因為東初的關係，一起吃了多次的宵夜，漸漸熟了。我在聽郭蘭英唱歌劇《小二黑結婚》的詠嘆調《清凌凌的水來藍瑩瑩的天》之後，一直都有個把它搬上香港舞台的心願，而最佳的演唱人選，當推顧錦華，所以就向東初建議，編了伴奏譜，其中伴奏的板胡由我演奏，這首歌她唱得非常精妙，可惜那時仍未有錄影，以致未能錄下留念。一九七三年，我和翟惠洸負責籌組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在利舞臺戲院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周開幕音樂會時，原本有人建議邀請歌唱家楊羅娜任獨唱，我則主張請顧錦華，還親自到尖沙咀她的家中商討曲目。轉眼間，已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前年我在一篇談中國歌劇的文章中提到了她，後來她的兒子寄來一封電郵，才知道她已謝世，故舊凋零，真的教人不勝唏噓。
文協最轟動的演出應是粵語歌劇《收租院》的創作和演出。這是根據四川美院泥塑「收租院」的內容而創作的歌劇，由東初負責所有的歌曲創作，文協傾盡樂隊、舞蹈組、合唱團和話劇團的成員參演，排演的任務很緊張而頻密，東初是總指揮，何文舒、蕭聲、温紅擔任獨唱，樂隊由周修德和我負責組織和學習的工作。
公演時，豐富的內容，精彩的舞台效果，動聽的音樂，吸引了大批的觀眾，歌劇在香港高陞戲院和九龍普慶戲院演出了五十二場，其後更遠征澳門，在澳門也演出了數場。這次的演出，我雖只是參加樂隊的伴奏，但譜寫大型歌劇，組織排練，都使我學到很多知識。
不久，因為學習的關係，我不得不離開文協樂隊，投身到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中。雖然離開了樂隊，但我的音樂活動還是一直沒有停頓。我是中文系的學生，積極參加系會的活動，系中也興起中國民歌，我就利用我在音樂方面的專長，搜集一批中國民歌加以編訂，刻了腊版印刷（腊版是當時最普遍的印刷方法），釘成歌冊以供同學歌唱，記得在這本歌集的後頁，還有我作的一首歌曲，那是在一次班中同學去洪水橋探望同級的張士雯，我讀到他弟弟課本中的一首新詩，深受感動，返家後將之譜成一首女高音獨唱曲。在這本歌集中，我花了一番功夫將坊間流行的一些歌本作了校訂，將部分錯漏進行了校正，在當時的歌譜中，算是比較可信的了。可惜這本歌集經已丟失。
離開了文協樂隊，並不是說所有的音樂活動全部停止。很多社團不時邀請我在他們的音樂會中擔任獨奏，這時，東初為文志唱片公司灌錄了數張中國音樂的合奏唱片，我也參加了灌錄的工作，那是在香港羅便臣道的一間錄音室。錄音完畢，我們會到灣仔的「齒留香」放懷大嚼，在杯觥交錯間天南地北地聊，那種大碗酒大塊肉的豪放，大有水滸群雄的豪興。玩音樂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盡興，那可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在學校，初期我並沒有表現在音樂方面的才能，後來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在校際音樂節的事被同學知道了，開始在系會舉辦的聯歡會上表演。二年級時，商學院搞了個音樂會，邀請理學院和文學院的同學參加演出，化學系宋立揚的小提琴獨奏，我的高胡獨奏和從南洋來唸書的黄福慶的印尼民歌獨唱，成為了理學院、文學院和商學院的三個代表節目。但我主要的演奏活動還是在校外。
說起宋立揚，我與他之間還有一點淵源。那年我獲得公開組二胡獨奏冠軍，宋立揚獲得小提琴協奏組冠軍。報章的報導將我們並列，說是中西弦樂最高水準的代表，我也因此而知道他的名字。我作為新生參加學生會舉辦的迎新會時，宋立揚表演了小提琴獨奏，我才知道原來他比我高兩級，學校的風頭人物，是學生會的幹事，兼化學系系會主席，但我們並無有任何交集。後來，學生會的綜合晚會，邀請中文系的女聲小組唱，宋立揚用小提琴伴奏，我當時是系會副主席，對女聲小組唱的籌組和排練都出了力，也因此正式和他結識。二年級時的商學院之夜，我們互相欣賞對方的演奏，變成了好朋友。這一年，他是畢業班，但我仍和他一起，伴同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籌建了「海暉文化學社」，我們的宗旨是為大專同學提供一個課餘活動的場所。
籌建的同學各按自己的能力而分別領導社務，我和宋立揚順理成章負責音樂藝術方面的工作。為了吸引大專同學的參與，我們二人主辦了數次的唱片欣賞會，他負責挑選管弦音樂和講解，我則負責挑選中國音樂和講解。這些唱片欣賞會都吸引了很多大專同學的參加。
後來，我主持了二胡班，教授二胡，從中培養人才，同時也收取學費以津貼社的租金及各種開支。
搞二胡班還有另一重目的，就是為組建樂隊奠基。怎麼說呢？在中國樂器中，二胡最是難學，要求聽音準，按弦拉弓的力度也必須配合。有了二胡的基礎，稍加練習，就可以演奏高胡、中胡、Cello和Double Bass，那麼，整個拉弦聲部就完成了。此外，因為有二胡的基礎，聽音比起普通人敏銳，再學彈撥樂器也更是事半功倍了。
我除了專擅二胡外，更兼演奏高胡、板胡、中胡、Cello、Double Bass，此外、也懂得笛子、揚琴、三弦等樂器，所以當培養足够的二胡學員後，就可以組建樂隊了。
這樣經過兩年的努力，憑二胡班的學員，加上幾名曾玩過其他樂器的同學，終於組成了一支小樂隊，我在小樂隊中奏揚琴，笛子則由曾吹奏Trumpet 的楊烈山在我教他基本的吹奏方法後出任，後來我又教他Cello，成為樂隊的第一位大提琴手。當時沒有人吹笙，我請了宋立揚的弟弟立安用口風琴代替。立安學鋼琴，曾是我和立揚二人的伴奏，後來在美國唸音樂，拿了博士學位。
組小樂隊可說是因應需要，那是一九七二年，香港發生山泥傾瀉，官塘秀茂坪雞寮臨時房屋區是重災區，我們決定在香港大學的陸祐堂舉行賬災義演，我利用在音樂圈的人脈，邀請一班老友參加演出，其中柯永聰的男高音獨唱，需要小樂隊的伴奏，於是乘勢組成小樂隊。演出後，大家熱情高漲，二胡班改為器樂組，樂隊的籌建工作正式開始。
要搞一支樂隊，除演奏的人員之外，還需要添置樂器和各種用具，在在需錢。我們發動了組員和社員的募捐活動，籌得一筆款項。數目不大，但可供籌建之用。首先，我聯絡了粵華樂器行，憑我和經理的交情，以超便宜的價錢，買了二十個譜架、中胡、Cello、揚琴和大忽雷（代替三弦），還有一整套敲擊樂器。當時仍欠缺一個Double Bass，但大陸製造的質量不行，歐洲貨動輒過萬元，不是我們可以消費得起。這時，朋友林介聲（琵琶手）之前想建立樂隊，向一個菲律賓音樂家買了一個舊的歐洲製的Double Bass，聽到我想買，就以一千元的價格半賣半送給我。我到中環他的辦公室試彈，音色淳美，於是約了時間，由我帶着幾個組員一起到中環，抬着這個「大肥婆」走到中環往紅磡的碼頭乘船返回社。（聽說旭暉解散時，這個低音提琴由「肥華」收容，不致被人當柴燒，可喜可賀。）
有了樂器，有了譜架，但坐的問題仍未解決。我的二胡學生中，顏婉穗的父親在北角英皇道與清風街交界處經營一間家俬鋪，她帶我們到那裏買椅子，我們選中了一款紅色膠坐墊木靠背的摺椅，他的父親以批發價每張二十元賣給我們，至此，組織樂隊的工作完成。
樂隊的成員大部分是跟我學音樂的，我按照他們的技能和意願分配，演奏不同的聲部，當時沒有揚琴手，我向張英榮求救，他介紹了一個跟他學揚琴的學生陳晶晶來，晶晶還在唸高中，是我的師妹，抱着順便為母校培養人才的心意，我對她的指導特別認真。
指揮一隊初生的樂隊是很大的挑戰，由於隊員的水準不高，選奏的曲目備受限制，加上七十年代初，民樂合奏的總譜從市面上消失，造成了一譜難求，求得又不適合樂隊的水準的困境。面對這個問題，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靠自己編寫或改編，於是，改編合奏曲變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遷就了樂隊成員的水準，改編了《百花齊放》、《瑤族舞曲》等比較大型的合奏，並重新譜寫了舞劇《小刀會》的全部選曲的合奏譜（序曲、花香豉舞曲、弓舞、豌豆花開、頌歌），後來，又花工夫編寫了大型交響音詩《東海漁歌》。
當年，青年民樂團最早的有「宏光國樂團」，其後，嚴觀發指揮的「新青國樂團」是以香島中學國樂組的校友為班底；而周修德指揮的「培聲音樂社樂隊」則是以女青會中樂組為班㡳；只有我指揮的「海暉」，純是以我的學生為班㡳，基礎薄弱。為了令「海暉」能在青年樂團中佔一席位，我花了很大的心力。
首先是在選曲方面，我不能選其他樂隊也經常演奏的樂曲，因為我們的樂隊及不上其他樂隊的基礎穏固，大家選奏同樣的曲目，一有比較就弱點盡露，所以選一些平時少人演奏的就可以避短取長。長在哪裏？其他樂隊沒有人能花大功夫編曲，這方面我可以做；其他的樂隊指揮，指揮時雖也能分部細執，但對隊員未必全熟悉，而我們的樂隊，隊員絕大部分都跟我學過音樂，他們的優缺點我全熟悉，又因為我是他們的師傅，所以對他們進行嚴謹的訓練時就不必客套，直接抽出任何一聲部或任何一人進行排練，因此儘管水準不高，但針對各人的弱點強化訓練，就能以最短的時間達到好的效果，樂隊整體和隊員個人在排練中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提高。
我的編曲針對了樂隊各聲部的能力而編寫，盡力在保持原譜的特性下，按聲部的水準而改，除了使隊員勝任之外，並在練習中不斷提升，因為演出的曲目不是其他樂隊所奏的，予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一九七三年，樂隊組成一年，我們演出了由我重新編寫的《百花齊放》、《瑤族舞曲》，因為在練習時我是逐段逐句指導，所以儘管水準不高，但演奏還是似模似樣的。《百花齊放》在香港從未有樂隊演奏過，《瑤族舞曲》是一首三段體的敘事音詩，旋律優美，影聯樂隊曾在東初的指揮下演出過，因為當年只有東初有總譜，所以其他的樂隊都未能演奏。我是從東初處取得總譜，但我們樂隊的聲部不够，我以口風琴代替笙，至於嗩吶，則請我的朋友黄滿堂（大陸專業演奏家，後來在香港中樂團任嗩吶首席）教我們樂隊的趙文賢吹奏。Cello由我教楊烈山拉，Double Bass也由我教李兆華，我按樂隊的現有水準進行改編，效果還是令人滿意。
演出後，樂隊的熱情高漲，練習也更有勁。這時，我挖空心思想在利用我的特長，為樂隊創作一系列我們獨有的曲目。我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就是利用幾位勝任獨奏的同伴，帶着樂隊排練協奏曲，既可發揮獨奏者的技藝，復可帶着樂隊一覷大型協奏曲的奧妙。當時，翟惠洸可擔任鋼琴獨奏，宋立揚可擔任小提琴獨奏，我的舊友林風可以擔任琵琶獨奏， 而我當然可以擔任二胡或高胡獨奏，但因我要指揮樂隊，所以只準備上述的三種樂器協奏。
協奏的人選有了，但必須自己編寫協奏曲譜，我預計編寫三首協奏曲：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小提琴協奏《梁山伯與祝英台》。
第一首要編寫的是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為什麼把它列為第一首？因為翟惠洸當時和我一直合作，她是後期最合拍的鋼琴伴奏。我們都屬熱情外溢型的演奏者，對音樂有共同的理解和領悟，合作起來最是合拍；其次，她也因為表演的需要而編寫過伴奏譜，分配她寫鋼琴譜，可以減輕我很多功夫。
我們每星期抽出一天晚上通宵創作，大家討論好結構後，再分頭寫作，寫了一段落再一起修定。這樣連續工作了約三個月，終於完成了。正式投入排練，邊練邊改，三個樂章的協奏曲終於排完。雖說我在寫樂隊的協奏時，照顧到我們樂隊的水準，但有些較難的樂段，仍需要有經驗的人帶一帶，一些重要的獨奏樂段，也需要技藝高超的樂手擔綱，所以我請了以前一齊玩音樂的數位朋友來幫忙，其中第二樂章的一段高胡和鋼琴的對奏，對高胡的音色、音準和音量的要求非常的嚴格，我只得請老友蘇哲甫出馬，而二胡聲部，叫施盤藏帶領，中胡則交由施維安來帶，其他的數位朋友也在各聲部起領頭的作用。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首演，我的老師東初、張英榮和蕭聲都前來聆聽以示支持，還有一班樂評人也來了。演出後，他們對這首樂曲的編曲和演奏都有不錯的評價。在這場音樂中，我還展示了自己的很多作品，有重新配樂隊伴奏的笛子獨奏《老工人講的故事》，由我記譜並重新配器的舞劇《小刀會》組曲，也有我編寫鋼琴伴奏的二胡齊奏《送糧路上》，還有為合唱團編寫全部樂曲的鋼琴伴奏譜。一場音樂會，花足了我所有的工餘時間，但我還是樂此不疲。
除了為海暉的樂隊編寫曲譜外，我還受到外面一些友好團體的委托，為他們編寫各類曲譜，這段時間，也為一間舞蹈學校編寫了一齣《搶新娘》的舞劇音樂。那時，香港的作曲和編曲的人才不多，很多具中國風的流行曲也很缺乏編曲人，只是我對流行曲有種排斥的觀念，雖有很吸引的酬勞，但極少為之編曲。
鋼琴協奏公演後，因為我們獨特的曲目，別人所沒有的創作，從此奠定了「海暉」樂隊的地位，當時，圈內人將「海暉」、「培聲」、「新青」並列，視作除了「宏光」之外三支較有活力的民樂隊。
演出獲得佳績，樂隊的情緒更高，我立即投入了編寫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的工作，花了約四個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三個樂章的協奏總譜。正想投入排練時，「海暉」的組織發生了變化。
當時，另一個在九龍新填地街的音樂團體「聲藝音樂社」，因為兩位社長各有私人原因不能擔任領導的工作，群龍無首，面臨解散的危機。「聲藝」是一群中學畢業生為主的音樂團體，與我們面對大專學生的宗旨不符。這個團體的正副社長都是我的熟人，早在一年前，曾要求我為他們培養人材，我答應教授他們選派來的人員二胡演奏技術，並答應將來會一步步教他指揮。可惜派來的人學了一段日子後，因工作的關係而暫停。
「聲藝」陷入無人領導，甚至連租金都交不起的困境，如果無其他的團體伸出援手的話，必將解散。這確是有點兒可惜，當時有人希望「海暉」能將聲藝所有的社員接收。但兩社成員的成份不同，所以也引起了「海暉」領導層部份常委的反對，後來還是勉強同意了。當時，為了顧及「聲藝」社員的感受，向他們聲稱是兩個社團合併，並要求「海暉」改名，我㝷思了一會兒，為了照顧「聲藝」來投的社員的感受，改名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但也要說服「海暉」舊社員，所以我建議改名「旭暉」。海上之輝和旭日之輝原是同一意義，改等於不改。
為了使兩個社團的成員能有個合作的過程，我們除了舉行了一次兩社的旅行外，更籌備了一次聯合音樂會，為了這個音樂會，我將排練琵琶協奏的計畫暫時放下，向東初借來大型交響音詩《東海漁歌》，將之重新編寫適合我們樂隊的水準；另外，「聲藝」也請來俞兆曦指揮他編寫的《三門峽暢想曲》，由我擔任二胡的領奏。俞兆曦在大陸任民樂指揮，指揮的風格樸實而大氣，我的指揮則注重戲劇化的對比，風格不同。
兩個樂團聯合在「海暉」排練，輪流接受兩個風格不同的指揮排練，確也是一種新鮮的體驗。《東海漁歌》應是第一次在香港上演。這是一首大型的交響音詩，很多新的演奏技法都成為樂隊的挑戰，例如：出海時的海螺吹奏，四出找合適的海螺就已花了很多時間，再研究如何在大海螺上鑽孔，如何吹奏，終於在不斷試驗下成功了。另外，描寫颱風時，大鼓用小鈸壓着邊移動邊滾擂，漸強漸弱以模擬風聲，要花大力氣去訓練敲擊組。最後，與狂風暴雨摶鬥時樂手們加入了吶喊，這也是一種演奏的新嘗試。
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後，我對樂隊進行了很嚴格的訓練，樂句的起落呼吸，漸強漸弱的掌控，都不嫌其煩地反復練習，甚至不惜抽出各個聲部逐句訓練。就是這種嚴格的訓練，靨軸節目的《東海漁歌》獲得空前的成功，成為舊樂手至今仍津津樂道的往事。
聯合音樂會之後，「聲藝」正式併入「海暉」，新的「旭暉」成立。領導班子仍以「海暉」常委會為主，為了安撫「聲藝」社員，新增了副社長和增多一位常委，由「聲藝」同人出任。
「旭暉」成立後，我將寫好的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進行排練，我約了琵琶演奏家林風在我們下一次的音樂會中擔任這首協奏曲的獨奏，但平日的排練則由他的學生陳建明負責獨奏。全曲排完後，我們在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的賈思域堂試演，再根據演後的反饋進行修改，準備稍後請林風來進行排練。
此時，問題終於出現了，我們發覺「聲藝」加入後，社員的成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青工佔了社員的半數，這和我們當初成立「海暉」，面對大專的初衷不同，也就是說，「旭暉」已失去了我們當初的意義。這時，社長張適儀因長期患病，難以再負重任而離開，其他的「海暉」常委也因另有工作重點而紛紛離開，我也因為要集中精力於教師聯絡而離開了我一手籌建的樂隊。心中雖也有不捨，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離開也是工作的需要。不過，我還答應為樂隊訓練指揮，當時，黄朝章、李馬安二人來跟我學指揮，可惜是急就章，不能由基礎教起，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離開樂隊後，不必再花時間編曲，工餘的時間多了，於是就可以將這些時間用在教學的研究，也可以抽時間學習中國畫和書法，後來更有暇為出版社編寫高中中國文學、中國語文、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各科的公開試參考書，一直寫到去年，一共出版了四十八部書，這也是另一種收穫吧。而今退休後，仍可寫字繪畫以渡日子，這也是不錯的結局。我想，如果不從樂隊的指揮退下，肯定沒有這些書本，也肯定未能過着如此悠閒的退休生活吧。這是後話。
不做樂隊指揮，並不是說就此與音樂演奏絕緣，其實，這段時期的演奏生涯比前更為頻繁。先是被邀加入了半職業化的「香港中樂團」。「香港中樂團」其實已有十多年的歷史，這是一個由香港市政局文娛部資助的樂團，早期由著名的廣東音樂演奏家盧家熾統籌，班底是一班香港電台的音樂人，但因為他們多是玩廣東音樂的，演奏的曲目較窄，幾場音樂會後就吸引力大減。「香港中樂團」停了一段日子，後來，作曲家王震東從大陸來港，市政局請他指揮「香港中樂團」，樂團是半職業化，每場演出都有一筆不錯的經費，對樂手來說，是一筆不錯的收入。這時，大批的中樂演奏人材從大陸來港，他們的學歷不受承認，演奏的收入不穏定，所以大多兼職做些粗工以維持生活。當時，一批有心之士想幫助這些落泊的中樂演奏家，想將「香港中樂團」像「香港管弦樂團」般職業化，所以想請一些演奏水準高又有一定學歷的樂手以提高樂隊的成份。我就在這種情形下加入了「香港中樂團」。
參加「香港中樂團」是一個愉快的經驗。玩音樂的人都知道，和一班水準相當的一齊排練演出，在彼此激勵下，往往奏出超水準的音樂。每個團員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獨奏者，但大家在合奏中互相磨合，合力將樂曲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表演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以前，這種經驗只限於我們組成的小樂隊，近百人的大樂隊，能有如此效果的還不多見。因為如此，我忍不住將這種經驗與以前的樂友共享，所以就邀約了蘇哲甫，施盤藏等五六人一起加入。「香港中樂團」正走在職業化的途中，我除了參加排練演出之外，還幫忙編寫樂團組織和樂員守則等文書的工作，當時的想法就是幫助一批大陸來港的中樂演奏者，使他們有個較安定的環境致力中樂的推廣和演奏。
正在邁向職業化的中途，王震東因移民而離開，樂團改由作曲家陳能濟執棒，陳能濟為人隨和，只是略欠魄力。樂團在他的指揮下，還是能平穏發展。
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樂團」正式宣布職業化，列入香港市政局文化部的三個職業表演團體之一（另兩個是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市政局考慮到陳能濟的領導能力，邀請當時在新加坡搞華樂的吳大江來港擔任音樂總監，陳能濟被任為副總監。
職業化後，首先就是對樂員的招聘和考核。當時的考試項目共三項：演奏技能，簡譜和五線譜的視奏能力，樂理知識。除了極少數人外，中樂團的舊人多數通過考試。吳大江也從新加坡帶來了十多人，再加上從大陸來的，一個近九十人的樂隊終於組成。
謹守母親的遺訓，音樂只能作業餘愛好，不能當作職業，所以我放棄了作為職業樂師和有機會編曲作曲的機會，只簽約作為特約樂師，只在有空時參加排練，而演出時必須出席。我帶來的樂友，蘇哲甫有自己家族的生意要管，另外的幾個也都有自己的專業，都不擔任專業樂師，只有施盤藏、黎國楝等三四位任職專業樂師，一直做到退休。
做特約樂師的精神負擔很大，因為職業化的中樂團，排練時間大多在日間，我日間要教書，根本就抽不出時間參加排練，只有在他們晚間加班或是星六排練時才能參加，但演出必須參加，每次音樂會，我大多只能參加三四次的排練，演出時其實就是視奏的考驗，既要讀譜，兼顧弓法指法，還得用眼尾不時望着指揮，每次的演出，都在既興奮又緊張中渡過。記得有一場音樂會，我只參加了兩次的排練，有數首樂曲根本連練也未練過。那次的指揮又喜歡改譜，我當時坐右邊台口位，一位職業樂師坐在我左邊。按規定，左邊的樂手必須負責揭譜。他為了遷就我的視譜，不得提前揭譜，要等到我拉完最後一個音之後才能揭譜，結果是他不能在奏完一句之後提早揭譜，這是很不好的合作。
在「香港中樂團」做了兩個樂季，終於還是離開了。離開了中樂團並不是就此不參加音樂活動。這時，我和許春永、呂炳南（木琴及敲擊樂演奏家，任香港管弦樂團敲擊部樂師）、蘇哲甫等十多人組織了一個小樂隊，我們和香港市政局簽了一份普及音樂演奏合同，每年有十五場的演出，每場都有不錯的酬勞。這個普及音樂演奏很輕鬆，大家都有多年的合作關係，每人都要任獨奏，間中還請了數位歌唱家加入，由於大家的水準相近，每場音樂會大都排練一兩次就出場了，花的時間不多，大家乘機相聚，既有錢收，又可以玩玩音樂，理想極了。後來，我們也接些錄音來玩，最成功的是與作曲家郭迪揚合作，為香港敎署的學生舞蹈團赴英國巡迴演出錄製全套音樂，這十多首樂曲後來還經常在香港電台播放。
除此之外，張英榮也召集同鄉會樂隊的十個主要成員，組成樂藝樂隊，為「藝聲唱片公司」灌錄數張唱片，我們每人都有獨奏、重奏。除器樂演奏外，還為男高音蕭聲，女高音顏添英（大陸歌唱家，也在天津音樂學院任聲樂教授）獨唱專輯伴奏。其中蕭聲的大部份樂隊伴奏譜，顏添英的其中兩首伴奏譜，都是由我編寫。這幾張唱片，幾經搬遷後，如今還有數張在。
指揮、編曲、參加大小樂隊的演出之外，我的獨奏演出也很頻繁。我的獨奏包括了二胡、板胡和高胡，其中以二胡的獨奏最多，演奏的曲目有接近二十首。當時，在二胡獨奏曲目中，《豫北敘事曲》、《秦腔主題變奏曲》和《三門峽暢想曲》被視為二胡獨奏曲中最難的三首，除了有超高的技術要求外，更重要的是對主題內容的理解和處理。一般二胡演奏者視這三首樂曲為畏途，輕易不敢接觸。我立定主意挑戰這三首樂曲，每天都抽出大量的時間攻堅，同時也試圖從歷史、文學方面着手，仔細分析和理解樂曲的內涵，逐句研究處理的方式。除了《豫北敘事曲》之外（吳大江比我更早在香港演奏此曲），其他兩首曲我是當年在香港唯一演奏的。
獨奏，伴奏的拍擋很重要。我在中學時有一位很好的鋼琴伴奏，名叫謝雯琦，中二時已考取ATCL鋼琴演奏文憑。她也是當年學界名人，指觸細膩，內歛而富詩意。我們演奏的《豫北敘事曲》、《春詩》、《趕集》、《漁舟唱晚》、《江河水》等曲，被譽為優美的詮譯。後來她憑優異的成績入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初時我們仍有聯絡，直至文革時才中斷，其後輾轉獲知她及時離開大陸到英國唸書，雖如斷了線的風箏般，無緣再相見了，但欣悉故人平安，還是要送上衷心的祝福。
謝雯琦之後，我也找了不下十名的鋼琴伴奏，可惜都未如理想，為什麼？香港學鋼琴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位理想的鋼琴伴奏則難上加難。原因是學琴的大多學到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文憑即告大功告成，再深造的極難極少，以八級的水準，彈幾首鋼琴曲當然不成問題，但要幫樂器演奏作伴奏，則遠遠未够。滿意的也只有馮基賜、唐燕玉二位。她們都是琴藝超卓，唐後來還在浸會音樂系任教鋼琴演奏專業。只是彼此的個性不同，在音樂語言的溝通方面並不是那麼的得心應手。直至翟惠洸的出現，我才又再找到音樂方面的良伴。
正如惠洸所言，我們有默契的三大條件：不相伯仲的演奏技巧、熱情浪漫的個性、對音樂的共同理解。這使我們的合作往往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效果。記得第一次和她合作《三門峽暢想曲》時，那段氣勢澎湃的前奏和歡快活躍的快板都沒有問題，只是中段的行板，她始終未能達到我想像中的效果，我後來才發覺，這種對山水的深情，彼此內心的緊密呼應，也只能從中國詩詞中去深化。於是，我將「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內歛深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情意，不斷用語言強調，甚至每一個樂句，每一個音符的力度，也不嫌其煩地去摸索。於是，我們那一段甜美的抒情樂段，成為了整首曲子的亮點，也是直至如今仍能拿出來和幾位演奏家一比的憑藉。
和翟惠洸的交往，是我在音樂活動中最愉快的日子。我們性格相近，彼此對音樂的欣賞和愛好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在演奏時，往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就已能彼此溝通，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合作，就多了一份內在的神韻。記得有間唱片公司曾邀約我灌錄一張個人二胡、高胡及板胡獨奏的唱片，十首歌曲都選定了，其中《三門峽暢想曲》和《豫北敘事曲》，唱片公司邀約了一位曾在天津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的鋼琴家為我伴奏，我們合了一次，他的高超琴技令人欽服，可是總覺得欠缺了我與翟惠洸合作的那一種心靈的交流，欠缺了那種內涵和韻味。基於禮貎，我不能換伴奏；基於對藝術的尊重，我不得不托辭取消了灌錄唱片。因為與其事後聽自己的唱片心中有刺，倒不如不錄以免留下遺憾。
後期的獨奏，基本上都由翟惠洸伴奏，我們在很多社團的音樂會中客串演出，其中《三門峽暢想曲》、《騫馬》、《豫北敘事曲》都是我們經常演奏的曲目，特別是前兩首，以現在的話說，已成為了我們演奏的一張名片，凡是邀請我獨奏的，大都要求演奏這兩首樂曲。一九八六年，我們幾個玩音樂的好朋友：我、翟惠洸、宋立揚、林艷雲、唐燕玉和張蓮一起搞了音樂會，二胡、小提、鋼琴、女高音、女中音獨唱獨奏共冶一場，頗是熱鬧。在這場音樂會，我選奏了《三門峽暢想曲》、《秦腔主題變奏曲》，後者的鋼琴伴奏譜還是由翟惠洸編寫。這應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次公開演出
，可惜那場音樂會的錄音在搬遷中失掉了，現在想重温一下都不能了，這確是有點兒遺憾。
往事如煙，如今回憶起來，還是教人有如昨日之感。移居北美後，我不喜和華人社團埋堆，音樂演奏鮮有機會。有時執拾家中舊物，看到那一叠如山高的音樂手稿，回憶的小船就不由自主地在腦海中航行着。這叠手稿，花費了我多麼多的精力，多麼多的時光！不過，我還是覺得值得的。我自豪地說，我對青春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