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蔥歲月–––翟惠洸
老友吳榮欽最近心血來潮，把昔日由他擔任指揮，我任鋼琴獨奏的《延河暢想協奏曲》的演出錄音，配上畫面，公諸好友。重聽四十多年前的演奏，藝術上雖略嫌粗糙，但青春激情洋溢，精神為之一振。如今藝術素養較前成熟了，青春小鳥已一去不復返。我不禁隨著久遺的樂聲，沉醉在美好的回憶之中。
我與欽公因音樂結緣。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群志趣相投的浸會與理工學生，合作成立海暉文化學社。欽公是創社會員之一，他曾在悼念另一創社會員施能銘的文章，詳談海暉的創立過程，以及後來海暉轉化為旭暉的原因，在此不贅。海暉成立後，舉辦了許多音樂活動，欽公把我拉入他的群組，我倆漸成音樂上緊密的拍擋。
我雖沒參加海暉社務，但頗清楚它的籌組情況。創社的意念起於七零年底。籌備所需的創辦費，由我出面請求母親協助。母親沒有過問半句，便把款項放在信封內交予我，令我無比感動。大概我的父親早於四十年代末期便組織過相類的社團，因此母親明白年青人的理想。我的父母和許多叔叔伯伯，為國家與民族，默默無私奉獻，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這種精神，在如今的功利社會，更顯可貴。
當時還有段小插曲。我得到母親贈款後，便約了後來當社長的張適儀，以及另一名浸會同學在旺角一間餐廳交收。怎知打開手袋，款項不翼而飛。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整晚忐忑不安，食而不知其味，被二位大姐批評，更是不在話下。後來趕回家查看，發現款項完整無缺地鎖在抽櫃，落得虛驚一場。
自海暉成立後，我與欽公合作無間。欽公就讀浸會中文系，我則是一名化學妹。欽公的母校是福建中學。他本屬意念化學，但受校內一位傑出的中文老師啟發，決志修讀中文，發揚中華文化。福建中學那一屆可謂名師出高徒，除集書畫樂於一身的吳榮欽外，我還認識他兩名才華橫溢的同窗–––蘇仲麟與劉文良。阿蘇才思敏捷，唐詩宋詞朗朗上口，文字淡樸典雅。他雖遵父命進修實用的會計，但最後還是拿起筆桿，在聯合國中國組任翻譯。他的一名同事恰巧是我的摯友李君。李對我說，翻譯組中以阿蘇下筆最快。而劉文良生前乃天地圖書副董事長兼總編輯，又曾助李怡一起創辦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月刊《七十年代》；可惜天妒英才，劉兄未過甲子便離開，令友儕惋痛不已。
年青人總是自命不凡。當年理科生覺得文史生嚴肅拘謹，像老古董。文史生也許認為我們缺乏修養，幼稚淺薄。欽公身材高挑，容貌清秀，具文人雅士之風。他的穿著雖普通，但比起理科男生，無疑講究和齊整得多了。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的髮型。雖然是一般左右分界的「花旗裝」，但前面的那撮頭髮，久不久總會向下微墜，於是他久不久便需把頭往後拂一拂去理順它，於有意無意間，流露出藝術大師般的酷相。
我與欽公接觸未久，便發現他並非一個理科生眼中的傳統「中文佬」，而是個性格爽朗，活潑佻皮的好玩之人，二人很快便混熟了。許多時上他家練習，他的音樂夥伴也來湊興，我替他伴完二胡，又得為男高音蕭聲、笛子演奏家龔啟明等人伴奏，忙得不可開交，亦樂至得意忘形。大夥兒盡情玩樂之餘，大吃大喝，豪氣萬千。我一生遇到的樂友，絕大部份都熱愛美食，很多還是烹飪高手。欽公慈母早逝，為求生存，早已練得一手廚藝。我享用過他不少美食，但以我今日的功力，則無懼與他公開較量。
浸會畢業後，我與欽公白天分別在中學當老師，認認真真地教學，晚上則一起玩樂或各自參加別的活動，對前途等實際問題，竟未認真考慮，似乎音樂便是人生的一切。這段日子，不知不覺為我以後的道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我替欽公伴奏的第一首樂曲，應是二胡獨奏《三門峽暢想曲》。此曲的鋼琴份量很重，其實應視為兩種樂器的合奏曲。《三門峽暢想曲》現已十分流行，當時則屬新作品，我倆應是香港少數演奏者之一。
這首樂曲對我在藝術上有特別意義。我與欽公雖同為音樂發燒友，且都是「熱」的激情派樂手，但二人的背景不盡相同。我自幼學習古典音樂，巴赫、莫札特、貝多芬、蕭邦等西方音樂巨匠的精神已經深入骨髓。雖亦有接觸中國戲曲、民歌、民樂，也偶然彈奏中樂曲目，卻從未在藝術上下功夫。欽公則與我相反，他喜愛西樂，尤其是柴可夫斯基和馬勒的作品，但從小玩中樂，後來更加入專業民樂隊，在民族音樂中浸淫經年。
《三門峽暢想曲》的鋼琴伴奏有不少激情盪漾、雷霆萬鈞的樂段，只要技術過關，這些聽起來好像很難的部份其實並不難，原因之一是它們採納了西洋鋼琴的創作技法，令琴手很易掌握。最考功夫的，乃看似簡單的中段抒情慢板。這個樂段是二胡與鋼琴的對話，好比兩名友人互訴衷情，感情表達至為重要。中國音樂的浪漫糅合含蓄、婉約、細膩，與唐詩宋詞、中國畫表現的抒情一脈相承，對現代的年輕樂手，確是一項大挑戰。我當時藝術修養膚淺，掌握不住東方音樂的神韻，每當彈奏這段慢板，常被欽公埋怨 feeling不對頭。後經他耐心開導，我認真摸索，終於有所突破，不但演出效果理想，還被當時仍在世的樂評人金鍵在報章撰文介紹。在演繹中樂的領域，欽公實為我的啟航人，後來又獲女高音林艷雲的老師林祥園先生賜教，令我大受裨益。
另一首與欽公經常合作的樂曲是《賽馬》。此曲描寫蒙古族人民節日賽馬的場面，熱烈活潑，二胡獨奏運用許多不同技巧，至今廣受歡迎。我與欽公演出此曲次數多至記不起。與許多中樂、民歌一樣，《賽馬》並無鋼琴伴奏譜。多年以來，我是根據揚琴伴奏譜即興彈奏的。我們的演出，在藝技上自是無法與朗郎和他的父親相比，但亦流暢自如，互有默契。廿多年之後，在溫哥華的一次聯歡會上，二人拉彈如故，誠美事也。
一口氣寫完上面的文字，因要處理別的事情，只好暫時擱筆。怎料過了幾天，又收到欽公傳來《三門峽暢想曲》與《賽馬》的音像。他在電郵中說我在《賽馬》第二段搶位了，但更顯二人的默契；又說傳來的1973年《三門峽暢想曲》演出錄音並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應該是鍾浩「音樂舞蹈晚會」的演出，但沒有錄音；二人1986年最後一次的演出錄音亦找不到了。他的記憶力真驚人。我的短程記憶頗佳，長程記憶已被日積月累的生活煩雜之事掏光，對四十幾年前演出和錄音的種種，印象甚為模糊；若說到默契，對，技藝上待改進之處雖然不少，但無可否認，我們很有默契。
默契是甚麼？默即沉默，契即契合。那就是大夥默默地互相配合去完成一件事。樂手要建立音樂上的默契，需要某些基礎和條件。一，技術不相伯仲。二，演奏風格不能南轅北轍。例如超級理性冷型樂手，很難與感性激情型樂手合拍。三，對演出曲目有共同理解。我與欽公原已合乎第一和第二個條件，至於第三個條件，通過練習、揣摸、討論便能達成。誠然，藝術無止境，一山還有一山高，完美境界永遠不可及。因此，不斷學習，共同成長，也是建立默契的重要元素。
有了默契，自然希望把合作推向新高峰。我與欽公再次的合作，是集編曲演奏於一身。我們要把揚琴《延河暢想曲》改編為鋼琴協奏曲。我負責鋼琴部分，他負責樂隊部分。
這主意是欽公提出的。欽公訓練的海暉中樂隊，至此成立兩年，已漸具雛型。雖然不少隊友是新手，但他們年輕、努力、充滿熱情，進步很快。欽公雄心萬丈，銳意擴濶隊員視野，提高演奏水準。至於我，在之前的幾年，經常為中國民樂民歌編寫伴奏譜，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那時大陸仍處文革後期，音樂出版物多為毛語錄歌，或其他政治性歌曲。不過政策已開始寬鬆，許多有所謂海外關係的大陸音樂家被批准來港，他們帶來優秀和優美的民樂、民歌，令香港的藝壇一時間百花盛放、春意盎然。但這些樂曲大部份沒配備鋼琴伴奏譜，這倒為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編譜的絕佳機會。我曾為許多樂曲配譜–––《四季歌》、《姑娘生來愛唱歌》、《蘭花花》…等等。如今時代變了，大陸音樂出版物較前豐富得多，民歌伴奏也寫得頗出色。
音樂人體內都有一股向外噴發的激情。我既然積累了一定的編譜的經驗，自然希望接受更大的挑戰。當欽公向我提出改編《延河》的建議後，我大「嘩」一聲：「有冇搞錯，我行嗎？」欽公也許早把我看穿，這個反應純屬例牌和虛偽，其實我不知多開心，即時決定小試牛刀，全情投入。
中國人愛說玩音樂，西人則有make music一詞；這個make非常傳神。我與欽公要一起make music，從無到有去make，一場鋼琴中樂協奏演出，始於兩枝鉛筆，兩疊五線譜紙。
但實踐起來並不簡單。鋼琴與揚琴同為敲擊樂，各有特點和優點。鋼琴是一座大型的西洋樂器，音域廣，音量大，音色千變萬化，可表達的感情包羅萬有：貝多芬的宏大磅礴，蕭邦的抒情浪漫，德彪西的細膩超脫…..；揚琴則為中國傳統民族樂器，音色明亮柔婉，善於表現中華文化的優雅從容。因此，我們絕不能只把揚琴《延河》的數字簡譜照搬過來，按現在的流行術語，就是我們必須進行二次創作，在揚琴原譜的基礎上加以豐富。為了藝術效果，許多時候鋼琴需要創建新的和聲，樂段需要重新組合，樂隊配器需要相應改動。基於此，兩名編譜者便需要緊密溝通，在音樂上達成一致理解。我與欽公從未受正式作曲訓練，只憑樂理的基礎知識，憑經驗，憑感性，憑直覺去做這件事。可見「我行嗎？」並非完全一句虛詞。
然而，我們對於自己的能力，從來不曉得擔心。年輕人未受世俗成文汚染，未有機心，沒有包袱。他們好比一棵茁壯生長的小樹，急不及待發枝長葉，向外舒展。就這樣，我們憑一股衝勁，一股熱情，踏上了編譜的旅程。
我們深明二人必須結成一個團隊，緊密配合。那時大家都忙，白天教學，課餘活動頻繁。為了便於在創作上協調，也為了互相鼓舞，我們決定每星期四晚飯後到海暉的紅磡社址開通宵編譜，大約十時開工，至淩晨三、四點小睡兩、三小時，七時離開，各自返校教學。社友朱鍳泉、李國強當年常留社度宿，每當我有靈感，寫了段滿意的音樂，便會興奮莫明，他倆也往往被我吵得冇覺好瞓了。如是者，經過三個多月的奮戰，終於把鋼琴協奏譜完成。
《延河暢想曲》，顧名思義，有感延河發而為樂。延河是黃河的支流，位於陝西省，流經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延安。不用多說，這樂曲歸入紅色浪漫之列。1949年以來，即使到了今天，中國大陸的音樂創作仍難擺脫政治，作品內容往往離不開愛國、革命、憶苦思甜等題材。其實古今中外，藝術與政治結合的例子不少，只是程度不同，情況各異。究竟能否抽離音樂作品的政治內容，純從藝術的角度去欣賞？這個問題頗複雜，並沒有絕對的答案，亦非本文討論之列。許多時候鑒於環境，藝術家只能披上政治的罩衣去表達心中熾熱的感情。音樂是一種最抽象的藝術，它直接表現人類各種純粹的感覺，那是超越政治性和社會性的。
大陸的「革命音樂」中，不乏內容空洞的濫情之作，我認為《延河暢想曲》的揚琴原版，是個內容豐富，感情充沛，一氣呵成的作品。它一共分三個樂章。第一樂章的主題是一首陝北民謠，樂思以此為基礎，源源開展，主題反覆以不同形式，貫串全曲，令音樂富民族性與統一性，不像有些多樂章作品，不同樂章各有不同的風格，出現藝術割裂的情況。
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在藝術上較前成熟了許多，不免覺得《延河》鋼琴部分應可編得更豐滿，更好地發揮鋼琴的特色；演奏亦嫌粗糙，應可更準確，更細膩，強弱剛柔的對比應掌握得更好。然而，樂聲散發的朝氣和豪情，spontaneity和 freshness, 卻令滿頭白髮的我，心潮激蕩，難以忘懷。
那段日子的經歷，成為我日後音樂事業的起點，也是我人生的一個亮點。它閃爍著青春和友誼的火花，永不熄滅。
謹以此文紀念我們一起走過的青蔥嵗月。風華正茂，少年輕狂。
2、曾記否？書生意氣，指斥方遒的歲月–––吳榮欽
一直以來都有想將我在海暉那段日子搞的音樂活動整理一下的念頭，家中的演出錄音帶存放了數十年，如果不將之數碼化的話，將來舊的錄音機壞了就沒法子播放了，這時也發覺家中的四套音響，已有三套不能播放錄音帶了，所以有了迫切感，但仍是得個想字。
上個月翟惠洸傳來了她朋友的女兒的鋼琴老師在大陸與管弦樂團合作的鋼琴協奏《紅樓夢》世界首演視頻，她在電郵中說：「好像沒有我們的《延河暢想曲》那麼的富民族特色。」我聽後也有同感，因而也勾起了當年我和她一起奮戰三個多月的種種回憶，於是就叠起心水，研究將錄音帶轉為數碼的方法，開始了第一步。
這時才發現以前的錄音帶有很多不見了，可能是移民時搬運中遺失了，我與翟惠洸在七二年的演出、八六年的演出都不見了，現存只有七一年（在陸祐堂，我和唐燕玉演奏《豫北敘事曲》和《賽馬》）、七三年和七四年的錄音帶，幸好《延河》仍在，於是第一時間將《延河》數碼化。
數碼化後，又覺得還不够，因為我一直都有個念想，如果將音樂畫面化後，對音樂的欣賞和理解可能會有另一番情趣，所以就找了一些與內容吻合的圖片配上，終於完成了《延河》。
我原本只是想將之製成DVD送給有關諸人，後來我兒子說最好的方法還是放上YouTube供有關人觀看，我就在YouTube採用了unlisted，旁人不能搜索得到，我只須將聯線寄給所認識的人，他們即可耹聽。
《延河暢想曲》做完後，翟惠洸是合作者，張適儀是社長，Molly是幫我畫十六聲部五線譜總譜紙的人，都是與《延河》關係最密切的人，所以就首先傳給他們共同欣賞當年我們的成果。
七三年的《三門峽暢想曲》不是我和翟惠洸的最佳版本，最滿意的演出應是當年在無線電視舞蹈總監鍾浩的「舞蹈音樂晚會」上的演出，其次是七二年的首次合作（當年連最「奄尖」的樂評家金鍵也為文稱許），可惜都找不到錄音了。
我也在Youtube 找到于紅梅、宋飛和馬向華等二胡演奏家的《三門峽暢想曲》演奏視頻，快板樂段都有不同的處理，也很精采，可惜的是引子和行板部分，都不滿意，總覺得沒有那種內在的感情和詩意，我想，文學和美術的素養應是音樂演奏富內涵的基礎，所以我們的演奏，還算有我們的特色。
談回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的創作，這是我們根據吳豪業、于慶祝作的揚琴曲編寫而成，我們採用了原曲的三段旋律（其中兩段是陝北民歌），另作了數段樂曲融入其中，並採用了西洋協奏曲三個樂章的形式，我在編寫之前為三個樂章都設立了內容：歡慶鑼鼓喧天響；延河兩岸農耕樂；歡慶豐收。
三個樂章就按照擬定的內容編寫，都包含了一般樂曲的「起、承、轉、合」四個部份，所以每個樂章都可以獨立演奏。
樂曲的基本結構完成後，在配器、和聲、對位三方面，都為了遷就樂隊本身的水準而寫，所以存在了粗糙而欠細膩的缺點。
我們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卅一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首演，在當時算是圈內的一件盛事，我的作曲老師原漢華（藝名東初，是著名指揮家和作曲家）、教我民族配器法的老師張英榮，還有幾個香港的樂評人都聆聽了這一次的公演，這可視作是對後輩的一種鼓勵。
現在，再聆聽四十三年前的演出錄音，時間已逝去了近半個世紀，可是當時的種種印象仍是那麼的鮮活，就如發生在昨日一樣。回憶起當時二人在紅磡社址中通宵達旦地搞創作，正在昏昏沉沉時，突然為一個樂句的創作而歡呼、而精神抖擻的情境；回憶起在樂隊練習完後，和幾位死黨到樓下食攤宵夜狂喝啤酒的放浪；回憶起每次練習結束後，翟惠洸和我一起乘渡輪過海，從北角碼頭一直行到油街我的住處附近，在那間雲吞麵鋪吃雲吞、豬腳，把桌上的整瓶辣椒醬幹掉的瘋狂……太多了，這將是我們人生中一段珍貴的回憶。可惜的是，當年的成員，已有三位離開了我們。所以，將這首曲子數碼化，也是對他們的悼念。
回憶的長河一直回溯到青年時期意氣風發的輕狂，翟惠洸是我在音樂演奏方面的特佳拍擋。香港學鋼琴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位理想的鋼琴伴奏則難上加難。原因是學琴的大多學到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文憑即告大功告成，再深造的極難極少，但以八級的水準，彈幾首鋼琴曲當然不成問題，但要幫樂器演奏作伴奏，則遠遠未够。我在中學時有一位很好的鋼琴伴奏，名叫謝雯琦，中二時已考取ATCL鋼琴演奏文憑。她也是當年學界名人，指觸細膩，內歛而富詩意。我們演奏的《豫北敘事曲》、《春詩》、《趕集》、《漁舟唱晚》、《江河水》等曲，被譽為優美的詮譯。後來她憑優異的成績入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初時我們仍有聯絡，直至文革時才中斷，其後輾轉獲知她及時離開大陸到英國唸書，雖如斷了線的風箏般，無緣再相見了，但欣悉故人平安，還是要送上衷心的祝福。
謝雯琦之後，我也找了不下十名的鋼琴伴奏，可惜都未如理想，滿意的也只有馮基賜、唐燕玉二位。她們都是琴藝超卓，唐後來還在浸會音樂系任教鋼琴演奏專業。只是彼此的個性不同，在音樂語言的溝通方面並不是那麼的得心應手。直至翟惠洸的出現，我才又再找到音樂方面的良伴。
正如惠洸所言，我們有默契的三大條件：不相伯仲的演奏技巧、熱情浪漫的個性、對音樂的共同理解。這使我們的合作往往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效果。記得第一次和她合作《三門峽暢想曲》時，那段氣勢澎湃的前奏和歡快活躍的快板都沒有問題，只是中段的行板，她始終未能達到我想像中的效果，我後來才發覺，這種對山水的深情，彼此內心的緊密呼應，也只能從中國詩詞中去深化。於是，我將「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內歛深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情意，不斷用語言強調，甚至每一個樂句，每一個音符的力度，也不嫌其煩地去摸索。於是，我們那一段甜美的抒情樂段，成為了整首曲子的亮點，也是直至如今仍能拿出來和幾位演奏家一比的憑藉。
和翟惠洸的交往，是我在音樂活動中最愉快的日子。我們性格相近，彼此對音樂的欣賞和愛好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在演奏時，往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就已能彼此溝通，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合作，就多了一份內在的神韻。記得有間唱片公司曾邀約我灌錄一張個人二胡、高胡及板胡獨奏的唱片，十首歌曲都選定了，其中《三門峽暢想曲》和《豫北敘事曲》，唱片公司邀約了一位曾在天津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的鋼琴家為我伴奏，我們合了一次，他的高超琴技令人欽服，可是總覺得欠缺了我與翟惠洸合作的那一種心靈的交流，欠缺了那種內涵和韻味。基於禮貎，我不能換伴奏；基於對藝術的尊重，我不得不托辭取消了灌錄唱片。因為與其事後聽自己的唱片心中有刺，倒不如不錄以免留下遺憾。
合作演奏，合作編曲之外，我們還合作籌備和作成了香港大專同學聯合會（簡稱學聯）第一屆中國周在利舞台的開幕音樂會，這可是我們在籌組工作的首次合作，由於性情相近，大家對藝術的𨰹賞口味也相近，所以做起工作來，可稱得上是心思相同，完全沒有所謂意見相左的爭執。
此後各有際遇，各有各忙，雖未能經常相聚，但彼此的情份卻沒有因隔離而生份。直至如今，我們仍藉着電郵的來往，彼此交換生活心得，交換人生體驗，交換對文學、藝術的心得。
人生得一知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