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香港大雨成災,發生了多起斜坡山泥傾瀉,人命遭活埋的慘劇。其中官塘雞寮(鄰近秀茂坪)的山泥傾瀉,活埋數以百計的安置區居民,數以萬計的居民喪失了棲身之地的災情最為嚴重。
全港居民對此大災難寄予最大的關注,對災民寄予極大的同情。當時,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些能力可及的事的時候了。於是一邊組織大專同學到災區訪問,關心災民的疾苦;一邊籌策搞賑災演出,為災民籌款。
演出定於七月中假座香港大學陸祐堂舉行,我負責了演出節目的策劃。這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當時,在鄉間養病的母親,癌細胞已再次擴散,親人亟盼我能在學校放假後趕回鄉間陪件母親,但我卻因演出的籌備和等候從菲律賓來港與我一同返鄉的父親而遟遟未能成行。
那時,長途電話並不能在家中打,打電報或長途電話都要到香港大東電報局,我就一邊忙著籌備演出的的節目編排和排練,一邊不斷地出入大東電報局,打電話、電報往催促父親成行,又打電報返鄉間(當時鄉間沒有電話)向母親報告父親返鄉手續的進展情形。當時,每逢有電報來,就帶來了驚心,趕忙用電碼翻譯出電報內容,直至知道母親雖病情反覆,但仍可以支撐,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工作的繁忙,加上心理的緊張,我在這段時間往往難以成眠,每個深夜就這麼眼光光地熬到天光。
我當時的心情也很矛盾,母親病危,照理應盡早返鄉間奉待病榻;但賑災救人,意義深重,加上當時的節目籌策責任全縶於我一人身上,除了我擔任的演出外,其他擔任演出的,也全須依靠我的聯絡及敦促,根本找不到別人代替。如果我抽身一走,演出又怎能進行呢?親情、責任,不時在我的心中糾纒掙扎,這段時間,為了不想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學為我的事分心,我並沒有將我的苦況向大家透露,只是自己咬著牙齦挺著。
這段日子,我過的可說是對人歡笑背人愁的生活,最怕就是在夜闌人静的時候,既要籌畫排練演出的節目,復要牽腸掛肚著母親的病危,也要不時催促著父親返來,更要提心吊膽地等著鄉間的電報。一個人獨對如許多的煩惱、擔憂,那種無助、孤單,不時在心中湧起。這時,不斷地反問自己,這種有意義的工作真的值得不顧一切,甚至連親情也可以放棄嗎?
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下,日子一天一天地過著,演出終完滿結束了,而母親也仍然堅強地與病魔搏鬥。這時,緊繃著的心才算放下。親情、責任兩難全的時刻,我的選擇是否對?直至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還是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