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回憶我的音樂學習

1、童年時期

我出生在福建一個普通僑眷家庭,父親遠在菲律賓,自出生至十歲移居香港前,從未見過父親。小時在鄉間,與母親和祖母相依為命。既沒有書香世代的家世,也不是生活在繁榮文明的社會,所以,文化、音樂、藝術,在我的生活中從來就是遙不可見的東西。

第一次對音樂產生興趣,大約是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鄉間的娛樂主要是靠不定期的一些露天電影播放,每有電影播放,就是我們小孩子最興奮活躍的時候。我們一早就拿着小板凳到播放現場(鄉間唯一的露天晒穀場兼籃球場)霸位。晚上電影播映,銀幕上如果有打鬥的場面,就是我們最是緊張的時刻,如果是文場戲,我們看不懂,就在下面使勁地胡鬧着,電影講什麼故事,我們並不知曉。有一次,電影正播放一首插曲,那優美的旋律,那動人的歌聲,深深地震撼了我: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

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轉哪,

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

風車呀風車那個衣呀呀地唱歌哪,

小哥哥為什麼呀,不啊開言?

…………………….」

電影的名稱和故事我並不知道(直至前兩年在網上再聽這首歌,才知道影片叫做《柳堡的故事》),歌名也不知道(後來移居香港後,堂妹從鄉下寄來一張如照片般的歌片,才知道曲子的名稱叫做《九九艷陽天》),但這歌的旋律和歌詞都一直刻在我的心中,我想,這應是啟蒙我對音樂產生興趣的第一首歌曲。

九九艷陽天

後來鄉間有解放軍駐營,我除了對他們逢節日做的肉饀包子有興趣之外(他們會將剛從蒸籠中蒸出的包子送給在旁圍觀的小孩,我每次都能分得一個),更加感興趣的就是他們列隊唱軍歌的場景,雄壯嘹亮的歌聲,往往令我熱血沸騰。

新年,鄉間都有聯歡會,由數名我們鄉間的特異產品–––到外地唸書的大學生擔綱,他們表演話劇和歌唱,因為他們是我們小孩心中的偶像,所以觀看他們的演出也特別用心,其中有我的隣屋秀輦姐姐,她在厦門大學唸書,那年她唱了高甲戲中最為人熟悉的《桃花搭渡》,甜美的歌聲,使我驚為天人,那年她在家的這一段年假,我總磨着她教我唱歌。

小學一至四年級在鄉間的小學唸書,音樂和體育由同一位老師任教,他是我們同村人,體育只教打球,音樂教些什麼,現在已沒有印象了,只有一首由馬思聰作的《少先隊隊歌》倒是還記得,可以說,這四年的小學,在音樂學習方面是一片空白。

五年級時移居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福建僑眷多聚居於北角,雖說經濟條件並不差,但大多秉承福建人勤儉的作風,數家人合租一層樓居住,每家佔一間房,廳和厨房公用。我們和二舅母住同一條街,小時母親經常帶我到她家。她住的那個單位有位女房客,有一台鳯凰琴①,這是一種介乎玩具和樂器之間的東西,以前國貨公司的樂器文具部都有出售。這是一個有盒蓋,長條形,如古箏的形象,有四條鋼弦,鋼弦的左邊有很多排列整齊圓形的小鍵,右邊可以用薄片撥動而發出錚錚的清脆聲音,左手按下圓鍵,就能發出高低不同的聲音, 一首動聽的樂曲也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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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房客很和善,每次我隨母親到二舅母處,她都會招待我進她的房間,拿些蜜餞請我吃,就叮叮噹噹地彈着她的鳯凰琴給我聽,我就邊吃着甜滋滋的蜜餞邊聽着那一首首動聽的樂曲。有時她也會叫我坐在琴台前,讓我試着彈奏,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樂器。後來,這位女房客前往菲律賓與丈夫團聚,音樂欣賞中斷,但那聞歌吃蜜餞的感覺卻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至今想來,仍是甜滋滋的。

正式學一種樂器,還是同屋住的一位哥哥帶領的。我住的那層樓有五間房,住了五家從福建來的僑眷,其中有一家姓施的,媽媽帶着一對兄妹,哥哥施純油,大我兩歲,唸中一,參加了學校的口琴隊,經常在家中練習,我看着非常的羨慕,也就立意要學吹口琴,當時書局文具店都有口琴出售,每個三元,我就將媽媽每天給我在學校買零食的一毫錢省下,一個月後,捧着三十個一毫錢到書店買了一個上海出產的「國光」牌口琴,就開始向施哥哥學吹口琴。

口琴並不難學,一呼一吸掌握得好,就能吹出音階,再練習多些,就可以吹出一首動聽的歌來了,當時我並不懂得看譜,只能將在學校學到的歌,如《吉德克森林》、《在森林和原野》、《小白船》、《棱羅河》等歌吹奏了出來,這已教我興奮的不得了。

小白船

同屋的有一位較年輕的僑眷,四九年他丈夫從菲律賓返鄉下娶她時只有十七歲,新婚一個月丈夫返菲,大陸解放後,菲承認台灣政權而與大陸絕交,她從十七歲一直等了十多年才來了香港,這個僑眷叫做婉華,能歌善舞,見我們吹口琴,也就湊興和唱,她還教會了我們《四季歌》、《天涯歌女》、《夫妻雙雙回家轉》等歌。

四季歌

天涯歌女

夫妻雙雙把家還

六十年代初來港的僑眷生活都很單調,那時社會上的工作種類很少,工廠也不多,加上她們每月都有從菲律賓寄來的家用,也不須到外工作,所以到親友家中串門,三五成群坐下打打十五湖紙牌,每天到街市買菜煮飯,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如今屋中多了我們的音樂,也就熱鬧了起來,我們的口琴伴着婉華的歌聲就成了屋中最吸引的娛樂了。

我不懂得讀歌譜,所以吹來吹去,也就只是懂得唱的那幾首歌,這已不能滿足我的音樂熱情。學校的音樂課,歌曲雖也有簡譜,但老師並沒有注重,只是用風琴彈彈歌的旋律,一句一句地教我們唱,這當然學不懂怎樣讀譜。於是,就下決心學讀簡譜。我省下零用錢,在北角英皇道一間叫着「藝美」的書局買了一本很薄的小冊子,名叫《怎樣學簡譜》,按着書中的指導,由淺入深地學習起來,從默記1-7 的七個唱名,學習拍子、切分音、休止符,再拿簡譜歌曲視唱練習。這時,施純油因在學校的口琴隊,當然也學起了讀簡譜,他就自然而然地做了我的老師,當遇上難題時我都會向他請教,懂的就向我講解,不懂的,他就去學校問老師。

我秉承一貫的習慣,學習任何知識都是用心鑽研,全力以赴。學習讀譜時,爭取任何空隙的時間,無論是吃飯、乘車、甚至是睡前,腦海中總是反複地思索、默記唱名、音符、節奏、音值等一串的東西。平時無論看到甚麼譜子,總會拿着在心中默讀或是張口而唱。這麼一來,我很快就掌握了讀譜的技巧,無論多複雜的譜子,隨手取來就能吹奏了,於是,吹奏的歌曲的範圍就更廣了,凡是好聽的旋律,無論中西,不分古典流行,只要有譜就可以用口琴即時吹奏。

用口琴可以吹奏所有的歌曲後,就想進一步學習口琴吹奏的一些特別技法。來港不久,父親從菲律賓來港與我們相會,他問我想要什麼,我心大心細地想了一會兒,遲遲疑疑地說想要一個收音唱片兩用機。這在當時來說是頗昂貴的東西,五十年代末的大部分香港人仍是克勤克儉,一個傭工每月僅能賺三四十塊錢,一部這種可以收音又可以播放唱片的機器通常要二、三百元,這在我而言,簡直是一種侈望。誰知父親二話不說,就帶我到中環的「中原電器行」買了一部抬回家。

這部收音唱片兩用機,不但豐富了我的文藝生活,還是我音樂學習的最佳動力,我除了從收音機中聽到了大量的時代曲外,更通過它學習口琴的吹奏技巧。那時,香港著名的口琴演奏家梁日昭,每星期在電台中有一個教吹口琴的節目,我每次都聚精會神地收聽,從中學習一些特別的演奏技巧。後來,又從銅鑼灣的藝聲唱片公司買了一張大陸名口琴家石人望演奏《節日的舞曲》的唱片,這是七十八轉的唱片,一首歌分別錄在唱片的兩面。我就從收音機聽梁日昭的口琴教授節目,聽他組織的樂風口琴隊的演奏,還有石人望的《節日的舞曲》唱片,邊聽邊摹倣,終於學懂了口琴演奏的各種特別技巧,例如:三度和音,八度和音,分解和音,打花舌,空氣震音等,這時,我的口琴演奏技巧早已超越了啟蒙我學口琴的施姓哥哥了。

後來,我參加了在北角麗池的「中國學生周報社」所組織的口琴隊,是梁日昭先生負責指揮的。在那裏,我學到了樂隊合奏的技巧,懂得在分部中如何突出主旋律,如何襯托主旋律,以及吹奏各種不同的伴奏節奏。可惜的是,我在那裏只獃了半年的時間,就由於怕別人說我在國民黨的文化機構參加活動而終止了。

有了唱片機,我就開始將零用錢省下來買唱片,記得第一張唱片是電影《五朵金花》的歌曲,三十三轉的六吋碟。我並沒有機會觀看這部電影,但並不影響我對這些歌曲的欣賞,這使我開始迷上大陸的歌曲,其後,又再買了一張《草原上的人們》的電影音樂,裏面的歌曲如《敖包相會》、《草原情歌》、《草原晨曲》等,都引起了我對中國音樂的興趣。特別是歌曲的伴奏,民族樂器的美妙音色牽引了我夢魂,我喜歡笛子的悠揚,喜歡二胡的柔婉,喜歡揚琴琵琶的清脆。這時,口琴已不能滿足我的音樂演奏,學一種中國樂器成為了我的最大期望。

想歸想,往哪裏去學呢?即使願意支付學費,好像也找不到老師。這段時間,我還是苦練口琴,冬天練琴,往往練得連嘴角都磨裂了,但我仍是忍着痛努力地吹奏。由於口琴吹得還不錯,漸漸在同學中也吹出了名,小息時人家在操場上玩,我則拿着口琴在一個角落吹奏,往往因此而招引了一些喜歡音樂的同學圍着聽,這也算是一種滿足吧。當然,班上的聯誼活動,也就少不免有我的口琴表演。

注:

①鳯凰琴–––鳯凰琴(Country Teachers),又稱「大正琴」。是日本自行發明的樂器。相傳1912年(大正元年),由日本名古屋大須森田屋旅館主人的長子森田吾郎創製。由於其構造簡單、容易彈奏、音色清脆而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20世紀20年代,大正琴傳入中國。因流行地區的不同,又有「鳯凰琴」、「大眾琴」、「和平琴」、「中山琴」之稱。

鳯凰琴構造簡單,容易演奏,音色清脆、明亮,可用於獨奏、合奏或為歌舞伴奏,尤其適於一般民間娱欒和彈唱使用。

2、少年時代

中學時期是我的音樂學習最多姿多采的時期。

中學一年級,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來自天津音樂學院的男高音歌唱家蕭聲,他是新嘉坡華僑,赴中國學音樂並在歌劇院唱獨唱,後來可能是政治氣氛不適合自己的個性,於是離開中國來到香港,就在我唸的學校教音樂兼低年級中文。

他在我唸的班級擔任班主任、音樂老師和國文老師三項工作。

蕭老師在音樂方面的高深造詣令我開始得窺音樂的殿堂,他為我們示範演唱了《我的花兒》、《在銀色的月光下》、《在那遙遠的地方》等歌曲,他高曠的男高音,真情的演繹,使我們見識到音樂的絕妙。

在銀色的月光下

當時,我在班中的成績算是不錯,加上口琴也吹得不錯,簡譜的讀譜能力很強,所以引起蕭老師的鍾愛。他對我說,要在音樂方面有所提高,單會讀簡譜還不够,應在樂理方面、五線譜方面下功夫。於是,在我的請求下,他開始教我樂理。

我的特點就是對感興趣的東西學起來很有毅力,別人看來枯燥無味的樂理,我卻學來其樂無窮,我勤力地做起了樂理的習題,經一年的不間斷學習,調號、音名、音階、音程、變調、移調、和弦、樂曲終結等一大堆的知識,我都掌握了。

蕭老師說,我當時所掌握的樂理知識應等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程度,再深入的,他也不能再教了,因為他在音樂學院是學演唱的,音樂理論方面不是強項。他知道我仍然有興趣再繼續學下去,就介紹了一位搞作曲的同學范尚志,范老師是作曲系畢業,曾參加過幾個大型的音樂創作,後來定居香港。在香港,除了肯寫流行曲之外,作曲並不能養妻活兒,所以他轉行做生意,但仍收了幾名學生。

我跟范老師學和聲、對位、調式曲式,開始了作曲的嘗試,用新詩為歌詞,寫了幾首歌曲,范老師說我對詩歌的理解很深入,譜寫的旋律也算流暢,只是受中國戲曲和民歌的影響,走不入藝術歌曲的氛圍,建議多聽古典音樂,同時開始要我學西洋音樂史,對西方音樂的分期與流派都要有所了解。

這時我已在唸中三,學二胡演奏略有所成,開始參加電影公司的影片演奏,賺了些錢,開始覺得以前父親買給我的收音唱片兩用機不能達到欣賞音樂的目標。於是,整天想着擁有一部立體聲音響。當時,北角皇都戲院大厦地下有個商場,是售賣音響和唱片的集中地,我整天到那裏蹓躂,試聽不同牌子的音響效果。

記得第一次賺到電影配音演奏的三百多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錢財,相當於一個洋行經理的一個月的薪金了。我拿了這筆酬勞,加上平日儲蓄的一百多元,興沖沖到皇都戲院大厦的商場,買了一台日本出品的「山水」(Sansui)牌擴音機,配上一對「第一」( Teac) 牌喇叭,加上一個林肯唱盤。我終於擁有一套立體聲音響了。

這套音響對我的音樂學習起了極大的作用,通過精細的分音,我仔細地聽到了樂曲中各聲部,對曲中的和聲、對位結構有了清晰的的了解,這對我日後在學習配器、指揮時,助力更大。

說回我的二胡學習,記得中一時,有次行到北角渣華道(城市花園現址),聽到二樓傳來中樂合奏的音樂,我一時好奇前往一看,二樓的福建同鄕會大門敞開,一隊二三十人的中樂隊正在練習。我如痴如醉地站在門口聆聽,心中對這個樂隊充滿好奇,當時就想着,如果能加入這個樂隊,那該是多好的事。於是,學習中樂就成了我的一個目標。

機會終於到了。中一開學不久,學校籌組中樂組,我興奮地報名,當導師黎老師問我懂什麼樂器時,我啞然了,只怯怯地回答我什麼也不會,只會吹口琴。黎老師說沒有問題,要我選一種樂器,我就選了二胡。之所以選二胡,是有段淵源的。我在家鄉時,曾聽說學校最美麗的楊老師的丈夫是省中最著名的二胡家,一曲《空山鳥語》傾倒了眾人。因這樣的一則傳聞,我自然而然地選了二胡。

那時母親剛返鄉下探親,我就寫信要她從鄉下買把二胡給我。母親果真帶了一把二胡來,可惜質量奇差,根本不能用。於是我就用自己辛苦儲蓄的十六元,在中國國貨公司(已倒閉,原址在銅鑼灣軒尼詩道與波斯富街交界)買了一把用黄楊木雕了個龍頭的二胡,這是一筆不少的數目,須知當時一個女佣一個月也只掙得三十元,母親每天只給我一元一角,二角交通費,八角吃一碟叉燒飯,再有一角錢買零食。要從這區區一元一角中省吃省用地儲足十六元,那可不是一兩個月的事。

中樂組的黎老師會揚琴和秦琴,但不會拉二胡。當時樂隊中有一個高我二級的施華煬,拉得一手好二胡,也在我心中最嚮往的福建同鄉會中樂隊中拉二胡。我對他崇拜得不得了,但他並不熱心教我,只教和他同班的一個叫陳祖江的,我就在一旁用心地偷學,回家就按着偷學到的勤力地練習。

學弦樂最是吃力,耳朵不好的話,可能連定弦也要花很大的功夫,更遑論拉出來的音準和音色了。幸好我學了吹奏口琴,對聽音有了一定的基礎,所以拉出來的東西雖難聽(劏雞),但還是拉得成歌的。我勤力地在家練習,果真「天道酬勤」,這刻苦的學習居然感動了一位二胡演奏家。

話說六十年代,生活儉樸,福建來港的僑眷多數伙合租一層樓居住。當時,我同屋的有一伙是從永春來的,一個婦人帶着兩個女兒,和家公一起住。每星期六,老人的侄兒必定會來探望。有一天,老人對我說,他的侄兒叫陳清池,以前是福建省歌舞團的二胡獨奏家,聽到我的練習,覺得我很有音樂感,願意教我。這真是天大的喜事。於是,每星期他來探望叔父時就順便教我二胡。他教得認真,我學得刻苦,一年的時間,我已可以演奏《良宵》、《光明行》、《空山鳥語》、《二泉映月》等二胡獨奏曲。在學校的樂器組,我的二胡演奏技術已算是數一數二的了。

空山鳥語

二泉映月

一年後,陳清池拿了一張影聯(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的音樂會門券給我,要我去聽聽。這是一場音樂盛會,有很多長城、鳯凰、新聯的電影明星都參加了演出,我坐在第三排,近距離地欣賞大明星如夏夢、石慧、陳思思、王小燕、苗金鳳、高遠、傅奇、鮑方、張錚等的演出。但最令我難忘的還是壓軸節目,由我的老師陳清池擔任高胡獨奏,影聯民族樂隊協奏,東初編曲並指揮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高胡協奏曲。我沉醉在美妙的音樂中,這時才知道,原來用高胡、二胡也可以演奏出如此動聽的音樂。當然,在聽眾熱烈的掌聲中,我又多了一分自豪,因為那個技藝高超的獨奏者,是我的老師。

不久,又欣賞了福建同鄉會在大會堂音樂廳的演出,我的老師蕭聲在音樂會中擔任男高音獨唱,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曲目:《大頂子山高又高》,《遠航歸來》,《美麗的姑娘》。伴奏的是同鄉會的民族樂隊。同場還有民族樂隊的節目,有許經良的二胡獨奏,龔金標的笛子獨奏和張英榮指揮的大合奏。太精采了,這又重新燃起了我想加入這隊樂隊的冀望。

蕭聲和張英榮是好朋友,他介紹了我和學校中樂組的另外三位同學加入,另三位同學都是高我二級的,有陳祖江,柯永聰和李楨嗇,聯同一早就在樂隊的施華煬,我們學校一共有五位同學加入了樂隊。

福建同鄉會的樂隊當時是香港水準最高的,指揮張英榮是一位著名的揚琴演奏家,他原本是印尼一個著名的歌舞團團長,後來到大陸參加工作,是指揮、作曲兼揚琴獨奏演員,後來來港定居,負責同鄉會的樂隊指揮。二胡演奏家許經良和笛子演奏家龔金標都是畢業於大陸的音樂學院,另外還有許多位原本在大陸專業團體工作的隊員。加入樂隊,使我的眼界大開,學到很多合奏的技巧。

中三時,香港興起一股山歌潮,這應是大陸民歌片《劉三姐》帶來的影響,當時的電影,除了黄梅戲的古裝片外,就是山歌片,其中就有邵氏拍的山歌姻緣等。 黄梅戲和山歌片,需要大量的中樂演奏和伴奏,我的老師在琵琶大師呂培源的邀請下,投身在一大堆的電影配樂中,再難抽空教我的二胡,但卻因為中樂演奏人材的難得,也開始要我在課餘加入他們的小樂隊,為各種電影進行配樂,與我們經常合作的歌星,印象中有靜婷,吳鶯音,鮑培莉等。

電影配樂使我學到很多在緊急情形下怎樣應變的技巧,特別是在全未練習下如何突然變調改譜的急促視奏,這就為我後來在學指揮時打下了基礎。當然,還有另一種收穫,就是平白賺了大筆的演奏費,使我有閒錢聽音樂會,買唱片。

陳清池已無暇教我了,這時,同鄉會樂隊的蘇少甫覺得我的二胡演奏音樂感很強,只是欠缺一個較深層的表現力,所以主動收我做學生。對於蘇氏家族,我一直都非常羨慕。他們家是做茶葉生意的,在福建同鄉中的人望頗高。他家有三男二女,三個男的都學樂器,都在同鄉會的樂隊中,蘇少甫排第二,與三弟蘇哲甫都拉二胡,他的大妹妹在同鄉會的舞蹈組,是舞蹈組的中堅台柱,小妹學小提琴,可以說是一家都學藝術。蘇少甫也教學生,學生中,歐陽貫鴻和黄國興都很出色,而蘇哲甫也不時得到他的指導。蘇哲甫比我早一年贏得校際音樂節二胡獨賽高級組冠軍。我們後來一起搞了兩個小樂隊,一個專為唱片公司灌錄唱片,一隊則專為市政局文化組搞普及音樂演奏。我在一九七四年搞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時,還請他來幫忙,第二樂章那一段高胡和鋼琴的對奏,就是他的演奏。

我跟蘇少甫學了一年二胡,他除了糾正我演奏姿勢外,還要我着力於揉絃的練習,舉凡指尖觸弦的角度,揉弦時指節配合手腕的幅度,都有很嚴格的規範,這是決定音色的重要基礎,我後來在演奏抒情的慢板時音色能有較豐富的變化,全靠當年的這種練習。最使我得益的還是他對樂曲的處理,樂句起落的呼吸,強弱的對比,漸強漸弱的控制,他都一絲不苟地要求。我在校際音樂節以九十五分的高分贏取冠軍,是他對我近乎吹毛求疵的訓練的成果。

參加同鄉會的樂隊不足一年,影聯正籌備排演《黄河大合唱》,東初來同鄉會借將,我和數位樂隊成員被借去參加排演。這是香港音樂界的一椿大事,影聯成員的幾間電影公司的明星們傾巢而出,朗誦是夏夢和王葆真,《黄河頌》的獨唱是黄頌武和趙小山(後改名萬山),《黄河怨》的獨唱是石慧和顧錦華,《河邊對唱》則是何文舒和張錚。可說是當時的名家齊出了。而我們這一批在學界漸露頭角的中樂演奏者,如蘇哲甫、周修德、嚴觀發、施盤藏、李子高等,也齊聚一堂,大家的友情也由此而建立。後來,我組織並指揮了海暉,嚴觀發指揮新青(現在是特區政府資助的不牟利團體),周修德指揮培聲,李子高指揮新聲。當時香港較有名的青年樂團,除了宏光之外,全是我們的天下。(這是後話)。

至此時,我立意參加的兩大樂隊的心願終於達成了。

短短三年的時間,由全然不懂二胡是什麼而至可以獨當一面的獨奏,別人可能說我很有天份,其實,此中的艱辛困苦,也只有自己知道。初學拉二胡時,父親再次從菲律賓來港與我們團聚,我膽粗粗要求買個錄音機,這在六十年代初可是一件特奢侈的事,父親二話不說就買給我。我天天將演奏的歌曲錄音,回放時留意每個音符,每句音樂,從中找出不滿意的地方,逐一精練,有時,一個音,一個跳把,要反䨱練習數以千次,直至滿意為止。

我家中沒有大鏡,看不到自己演奏時的手勢和身體的擺動情形。剛巧同屋的一個老婦人,她房中有張梳妝台,上面有個大鏡,她知道我練習時要對着鏡,就叫我到她的房中。於是我天天在她房中對鏡苦練,從鏡中觀察自己左手按弦的姿勢,右手拉弓運行的路線和手腕擺動的情形,觀察在每句樂句起落時自己的呼吸與之配合的準確性,琢磨身體隨着樂曲擺動的情形。旁人只看到我的進步神速,但誰知道此中所付出的汗水與心思呢。

不單是學二胡演奏,學樂理時,為了將各不同高度的音名牢記,我每晚睡前躺在床上,總會花一段時間強迫自己去記憶,腦中問着:「上加五線?」必定要練到無須思量,條件反射地立即答出音名。這種訓練,在後來教兒子樂理時也被用上了。學和聲對位時,我除了超量完成老師布置的習作外,還每天都拿些樂譜仔細閱讀,研究樂曲的和聲和對位結構。學配器和指揮時,更是無時無刻地拿着總譜背,看着總譜聆聽唱片演奏,記憶每句樂曲每個聲部的旋律,想像各段的音樂場境。「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真的是至理。

除了努力外,友儕的相互影響也很重要。我和高兩級的陳祖江,柯永聰因喜音樂而成了死黨,柯永聰吹笛子,也是頗佳的男高音,陳祖江初學二胡,後又學揚琴。我們都住北角,放學後經常到陳祖江在皇都戲院大厦的家中聽唱片,各人會對播放的音樂各抒己見,這可能就是我們雛形的音樂欣賞吧。我們都加入了同鄉會樂隊,練習之前,大家都會在北角道的「祥發」花五角錢吃一碗雲吞麵,邊吃邊談音樂。那是一段最難忘的童年美事,直到如今,我每次返香港,都要找地方吃一碗雲吞麵,其實就是潛意識裏對當年的一絲懷念吧。中學畢業後各有際遇,生活的圈子不同了,聯絡中斷,但彼此的心中對那一段友情仍是重視的。前年,陳祖江從我的另一位同學中知道我的電郵,於是,斷了接近半個世紀的友情再次續上,這也算是人生一大美事。

學音樂,當然要多聽音樂,從中吸取養料。我是學中樂的,初時聆聽的音樂多是中國音樂。

記得父親買了一台收音和唱片兩用機後,我就開始將零用錢省下,儲足後就去買唱片。那時還很少專賣唱片的店鋪,國貨公司的文娛部和書局都有少量的唱片賣。我家附近在水星街有一間叫「僑生」的小書店也有唱片賣,記得第一次在那裏買了兩張六吋33/31轉的小唱片,一張是電影《五朶金花》的插曲,一張是歌劇《紅珊瑚》的主要唱段。這兩張唱片跟隨了整整六十多年了,至今仍保存在家。

這兩張唱片的歌曲令我耳目一新,《蝴蠂泉邊》、《珊瑚頌》、「海風陣陣愁煞人》,這些歌優美的旋律,甜美的歌聲,精緻的伴奏,都使我獲得前所未有的享受。唱片只附歌詞,沒有歌譜,於是,我花了很大的功夫,邊聽邊將譜子記下。後來,更花了大功夫將樂隊的伴奏譜也記下了。這也可以算作是練耳和記譜的練習,我仔細地聆聽每一個聲部,將各聲部的伴奏旋律記下再拼合成為伴奏總譜。這段時期,我主要專注在中國音樂方面,隨後,又陸續買了幾張民樂合奏和獨奏的唱片,這些唱片,開啟了我對民樂合奏欣賞的大門。當時,大陸的樂譜非常罕有,我只得用聆聽記譜的方法,記錄了不少的合奏和獨奏譜。每份譜都花費了幾個星期的努力,無形中,對各聲部的特點都有了清晰的理解,對日後學習民族配器具備了較扎實的根柢。

蝴蝶泉邊

珊瑚頌

海風陣陣愁煞人

聆聽古典音樂要待到學習作曲時。范老師覺得我的曲風深具古國民謠的特色,但卻缺乏西洋音樂的風味,認為這單一的曲風不利我的音樂學習,所以要我接觸古典音樂。剛巧那時我已參加電影音樂的演奏錄音,從中賺了一筆,所以就有能力添置一套HiFi,也有能力購買價錢頗昂的古典音樂唱片。

古典音樂是一個汪洋大海,並不容易欣賞。范老師列了一清單,要我先從富音樂形象和故事內容的曲目入手,清單早已不見了,但這第一批買的唱片,至今仍然保存。這是那一批唱片:Prokofiev–Peter and the wolf,;Mussorgsky–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Tchaikovsky–1812 Overture, Swan Lake,  The Nuteracker Suite, The Sleeping Beauty,;Saint-Saens–Danse Macabre, 還有Handel–Royal Fireworks Suite 和Water Music Suite。對了,還有孟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Mendelssohn–Ein Sommernachtstraum),這張唱片借給了一位朋友,後來就不了了之,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有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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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師詳細地為我講解每首樂曲的內容,介紹形象化的旋律,樂曲主題樂句的出現、變奏和再現,怎樣理解音樂氣氛的營造。這些講解,為我打開了浩翰的音樂海洋,我的眼界大開。此後,我進一步接觸交響曲,鋼琴、小提琴的獨奏和協奏,沉浸在這浩翰的古典音樂之中,這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淺陋。

中三時,我開始跟隨張英榮學習民族配器,他是當時香港唯一懂民族配器的音樂家。我學習各種中國樂器的音域音色特點,民族和聲和對位的配合。拜我平時記譜的助力,我很快就掌握了民族配器的竅門,開始為學校的音樂活動編寫樂隊伴奏諎。中四時,蕭聲想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搞一場音樂會,指派我選出六首歌曲編成民歌聯唱,除了編寫四部合唱之外,還要編寫民族管弦樂的伴奏總譜。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初稿,敦請張英榮為之校定,這是我第一次編寫如此大型的音樂作品。那次的演出由蕭聲指揮,受到行內人士的肯定,這對我的鼓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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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我除了二胡演奏之外,作曲、編曲也成了經常接觸的事,而編寫獨唱、合唱的樂隊和鋼琴伴奏更是時常要做的事。那時,柯永聰除了吹笛子外,更經常獨唱,編寫小樂隊的伴奏諎,也是由我包辦。記得一九七二年海暉在香港大學陸祐堂為災民舉辦的賑災義演,我邀請柯永聰參加的男高音獨唱,所有的曲目都由我編寫樂隊伴奏。這是我倆最後的一次合作,此後各有各的忙,也就失去聯絡了。中學時期一齊搞音樂的兩個老友,陳祖江在兩年前重新聯絡上了,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能有緣再和柯永聰聯絡上。

中五時,我獲得校音樂節高級組二胡獨奏冠軍,為我少年時期的音樂活動譜寫了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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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時期

中學畢業後,雖然忙於升學,但仍未停止過自己的音樂活動。

這段時間,張英榮將歌劇《白毛女》的主要唱段重新編寫,以聯唱的形式搬上了舞台。蕭聲擔任男高音獨唱和對唱, 女高音許真真與我們同齡,是頗有前途的女高音,可惜後來聽說健康出現問題,需要靜養。這次的演出很成功,大家的熱情很高,張英榮又開始籌劃另一場音樂會,節目也已擬定,大合奏,小合奏,蕭聲的獨唱,龔金標,許經良,蘇哲甫和我分別擔任笛子、板胡、高胡和二胡獨奏。可惜也不知道為什麼,張英榮離開了同鄉會樂隊,樂隊群龍無首而解散。同一時間,影聯的樂隊也散了。我們一群音樂愛好者頓失去了練習的場地,只得各自為政。我利用這段時間,一邊練習幾首新的二胡獨奏曲,一邊也努力地創作歌曲,寫了幾首歌曲,並作了一部小歌劇。

 

不久,東初受文協(香港華人文員協會)邀請,擔任樂隊指揮,一時之間,以前影聯樂隊的幾位主要成員也到了文協,連男中音歌唱家何文舒也加入,擔任樂隊的敲擊。

我是在許春永的邀約下,帶着幾位以前在同鄉會的樂手加入。

說起許春永,不得不加上幾筆。他在同鄉會樂隊彈琵琶,六十年代中期曾隻身到北京,想跟當時的名家劉德海深造。可惜遇上大陸的「四清運動」,政治運動令他心寒,不久便返港了。他是我在音樂活動的好拍擋,琵琶演奏技巧雖不是頂尖,但視譜能力超強,節奏感、音樂感都很超卓。

文協的樂隊很快就成了音樂圈中的名牌,一班圈中名家都加入了,有笛子演奏家温聯華,高胡演奏家李文超,還有我們這一批新生代樂手。社址設在佐頓道,東初、何文舒、許春永和我都住在香港,練習後大家都乘搭佐頓碼頭的渡輪到灣仔轉車返家,因此,很快就熟絡了。

東初是食家,很多時在練習後,必帶我們到處吃東西,有時還會約女高音顧錦華一起。顧錦華在上海音樂學院學聲樂,山歌片《劉三姐》上映後,鳳凰電影公司舉行山歌比賽,顧錦華拿了第一名,人美聲甜,成了鳳凰的電影明星,也會接受東初的邀請擔任獨唱。

如果有顧錦華參加宵夜的話,我們多數會在彌敦道黄金戲院對面的美輪進餐,因為顧錦華就住在尖沙咀。如果單是我們幾個,多數會在灣仔洛克頓一帶品嘗路邊雞或是泉香的貴妃雞。東初是食家,點的菜式都各有特色,他也會向我們介紹各菜式的特色和烹調方法,我後來在厨藝方面頗有心得,可說是得力於那段時期的跟飲跟食。但是,最吸引我的,還是他對音樂圈的掌故和音樂欣賞的心得。

當年,東初與于粦、草田(黎小田父)三人是長城、鳳凰、新聯等電影公司的作曲家,與電影界有很深的淵源。他又是大作曲家陳歌辛(梁祝協奏曲作曲者陳鋼的父親,被尊為歌仙,所作歌曲《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鳳凰于飛》、《蘇州河畔》流行至今)的學生,音樂圈的人脈極廣。所以,聊起樂壇逸事,影圈軼聞,真的是前所未聞。

東初對樂隊的主要成員都很親切,時不時招待我們到他在灣仔洛克道附近國民大厦的家中飲食談藝,興起的時候,隨手抽出唱片邊播放邊解述其中的妙處,有時也會請他的太太彈首鋼琴曲助興。混熱了之後,我自然就跟他學起了作曲、配器、指揮。

中五的時候,范尚志老師返回印尼老家繼承祖業,我的作曲學習中斷,至此才得以繼續。

我以前跟范老師和蕭聲學過合唱指揮,只須需顧及四個聲部,難度並不太大。學管弦樂指揮確是很難,單就讀總譜就已是不易。古人說看書快是一目十行,而讀總譜則要求一目十六至二十行,其艱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句樂句,指揮要讀到每一個聲部的演奏旋律,照顧到各聲部同奏時的音量,更須明白彼此合奏出的和聲效果,對位特色。更要讀懂各自的強弱關係。這還不算難,更難的是要聽到各聲部所奏的實際情形,隨時指出某聲部在演奏中的錯失與不足,甚至在練習中抽出個別聲部或隊員進行考驗訓練。當然,作為指揮,節奏必須準確,指揮時落點必定要準確無誤,更要將所理解的樂曲如厨師配料般指導各聲部適當表達。更加要準確無誤地指示聲部加入。至於如何通過雙手的音樂語言和身體語言提示樂員樂曲的情緒,就更是長期的揣摸和練習。

管弦樂的總譜並不易找,幸好東初有頗多的收藏,我借着來仔細讀,對着總譜聆聽唱機中播放的樂曲,嘗試着聆聽每一個聲部所奏的旋律,聆聽和分辨不同聲部組合的和聲。初時,總是手忙腳亂,顧着聽音樂而忘記了譜,顧着對小提琴二部的旋律而忽略了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對應。慢慢地,就可以將心和耳分成了十多二十部分,清楚而準確地看到、聽到各個聲部。由懵懂難分至清楚明辨,這中間花了無數的心血,背讀總譜後,深宵臨睡前閉目默想,想像樂隊的演奏,自己手執指揮棒傾力指揮。而練習雙手隨着不同拍子、不同節奏、不同強弱而揮舞,更是平時的必備課題,我會一邊聽音樂一邊指揮。以前家中冬天沒有熱水,用冷水洗澡,在每天洗澡前,我也會在厠所對着鏡子狂指一輪,既作熱身,也作指揮練習。可以說,學指揮的那段時間,我是廢寢忘餐地讀譜,揮舞雙手,隨着心中想象的樂句而動。呵呵,相信外人一見我這種痴態,當以為是「竊線佬」而避之則吉。學音樂的人就是如此的「竊」,著名歌星巴巴拉史翠珊也曾說過,她少女時期希望做指揮家,常常以髮梳為指揮棒,對着鏡子指揮《羅密歐與茱麗葉》(Tchaikovsky : Romeo and Juliet overture-fantasia),我聽後覺得很親切,因為音樂人就是如此的「竊」(她1999年大除夕在拉斯維加斯的跨世紀演唱會上所說。)

隨東初學作曲指揮是我在音樂修養上最大的收穫,他在指導我音樂欣賞時下了很大的心力。每選了一首樂曲,他會仔細地介紹樂曲的時代背景,指示出各個主題的呈現和再現的特色,並會播放一大堆唱片,將不同指揮家、不同樂隊演奏同一首樂曲的各自風格逐一比較。他並熱心帶同我去聽管弦樂音樂會,每次音樂會前,他總是要我上他家中,播放當晚音樂會演奏曲目的唱片,指出各樂章不同的情緒和主題,所以,每一場音樂會,都是我提升音樂欣賞能力的機會。指揮家對樂曲的理解與處理非常重要,多聽音樂演奏,參照名家的演繹,加上自我在音樂、文學、藝術各方面的進修,都是一種最基本的功夫。在這幾方面,我都努力學習,我想,我的演奏,我的指揮,在樂曲的處理與表達能有一定的深度,和這些努力不無關係。

文協樂隊很快就成為圈中最負盛名的樂隊,影聯樂隊的三大名家(温聯華––笛子,林風––琵琶,李文超––高胡,除林風外都來了。而我,施盤藏,簡潔明,李子高等一批年青樂手也加入了。當時,歌唱家何文舒負責敲擊部,温聯華負責吹管部,弦樂部李文超負責高胡,我負責板胡,施盤藏負責二胡。樂隊選奏了很多經典的合奏,有很多首是由我任板胡獨奏和領奏,頗受聽眾的歡迎。

後來,隨着演出的頻繁,我們組織了輕騎式的小樂隊,十多位能獨當一面,可以身兼數種樂器演奏的成員,加上了男中音何文舒,女高音温紅(合唱指揮家温虹的女兒,七十年代香島中學的學生應記得他。)小樂隊演奏了很多名曲,而男中音何文舒,和女高音温紅的獨唱更是必演的節目,何文舒的曲目多是由東初編伴奏,而温紅的曲目則大部分由我編寫伴奏。温紅與我同齡,大家很談得來。記得當時她把一堆歌曲交給我,我選了幾首旋律美妙的編了樂隊伴奏,印象中的歌曲有:《紅梅贊》,《珊瑚頌》,《洪湖水浪打浪》,《看到你們格外親》等。編寫獨唱伴奏譜成了我經常的工作,那段時間,蕭聲所有演唱的歌曲,無論是鋼琴伴奏譜或是樂隊伴奏譜,大都出自我的手。

紅梅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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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女高音獨唱,印象最深刻的是幫顧錦華的伴奏。第一次幫她伴奏應是我還在唸高中的時候,那次是影聯的黄河大合唱,她和石慧擔任《黄河怨》的AB角,我很喜歡她委婉而甜美的歌聲,後來又為她伴奏歌劇《紅珊瑚》的咏嘆調《海風陣陣愁煞人》,是我聽過這麼多歌唱家獨唱,除了歌劇原唱趙雲卿之外,最佳的演繹。過了好多年,因為東初的關係,一起吃了多次的宵夜,漸漸熟了。我在聽郭蘭英唱歌劇《小二黑結婚》的詠嘆調《清凌凌的水來藍瑩瑩的天》之後,一直都有個把它搬上香港舞台的心願,而最佳的演唱人選,當推顧錦華,所以就向東初建議,編了伴奏譜,其中伴奏的板胡由我演奏,這首歌她唱得非常精妙,可惜那時仍未有錄影,以致未能錄下留念。一九七三年,我和翟惠洸負責籌組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在利舞臺戲院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周開幕音樂會時,原本有人建議邀請歌唱家楊羅娜任獨唱,我則主張請顧錦華,還親自到尖沙咀她的家中商討曲目。轉眼間,已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前年我在一篇談中國歌劇的文章中提到了她,後來她的兒子寄來一封電郵,才知道她已謝世,故舊凋零,真的教人不勝唏噓。

清粼粼的水來藍藍的天

海風陣陣愁煞人

文協最轟動的演出應是粵語歌劇《收租院》的創作和演出。這是根據四川美院泥塑「收租院」的內容而創作的歌劇,由東初負責所有的歌曲創作,文協傾盡樂隊、舞蹈組、合唱團和話劇團的成員參演,排演的任務很緊張而頻密,東初是總指揮,何文舒、蕭聲、温紅擔任獨唱,樂隊由周修德和我負責組織和學習的工作。

公演時,豐富的內容,精彩的舞台效果,動聽的音樂,吸引了大批的觀眾,歌劇在香港高陞戲院和九龍普慶戲院演出了五十二場,其後更遠征澳門,在澳門也演出了數場。這次的演出,我雖只是參加樂隊的伴奏,但譜寫大型歌劇,組織排練,都使我學到很多知識。

不久,因為學習的關係,我不得不離開文協樂隊,投身到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中。雖然離開了樂隊,但我的音樂活動還是一直沒有停頓。我是中文系的學生,積極參加系會的活動,系中也興起中國民歌,我就利用我在音樂方面的專長,搜集一批中國民歌加以編訂,刻了腊版印刷(腊版是當時最普遍的印刷方法),釘成歌冊以供同學歌唱,記得在這本歌集的後頁,還有我作的一首歌曲,那是在一次班中同學去洪水橋探望同級的張士雯,我讀到他弟弟課本中的一首新詩,深受感動,返家後將之譜成一首女高音獨唱曲。在這本歌集中,我花了一番功夫將坊間流行的一些歌本作了校訂,將部分錯漏進行了校正,在當時的歌譜中,算是比較可信的了。可惜這本歌集經已丟失。

離開了文協樂隊,並不是說所有的音樂活動全部停止。很多社團不時邀請我在他們的音樂會中擔任獨奏,這時,東初為文志唱片公司灌錄了數張中國音樂的合奏唱片,我也參加了灌錄的工作,那是在香港羅便臣道的一間錄音室。錄音完畢,我們會到灣仔的「齒留香」放懷大嚼,在杯觥交錯間天南地北地聊,那種大碗酒大塊肉的豪放,大有水滸群雄的豪興。玩音樂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盡興,那可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在學校,初期我並沒有表現在音樂方面的才能,後來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在校際音樂節的事被同學知道了,開始在系會舉辦的聯歡會上表演。二年級時,商學院搞了個音樂會,邀請理學院和文學院的同學參加演出,化學系宋立揚的小提琴獨奏,我的高胡獨奏和從南洋來唸書的黄福慶的印尼民歌獨唱,成為了理學院、文學院和商學院的三個代表節目。但我主要的演奏活動還是在校外。

說起宋立揚,我與他之間還有一點淵源。那年我獲得公開組二胡獨奏冠軍,宋立揚獲得小提琴協奏組冠軍。報章的報導將我們並列,說是中西弦樂最高水準的代表,我也因此而知道他的名字。我作為新生參加學生會舉辦的迎新會時,宋立揚表演了小提琴獨奏,我才知道原來他比我高兩級,學校的風頭人物,是學生會的幹事,兼化學系系會主席,但我們並無有任何交集。後來,學生會的綜合晚會,邀請中文系的女聲小組唱,宋立揚用小提琴伴奏,我當時是系會副主席,對女聲小組唱的籌組和排練都出了力,也因此正式和他結識。二年級時的商學院之夜,我們互相欣賞對方的演奏,變成了好朋友。這一年,他是畢業班,但我仍和他一起,伴同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籌建了「海暉文化學社」,我們的宗旨是為大專同學提供一個課餘活動的場所。

籌建的同學各按自己的能力而分別領導社務,我和宋立揚順理成章負責音樂藝術方面的工作。為了吸引大專同學的參與,我們二人主辦了數次的唱片欣賞會,他負責挑選管弦音樂和講解,我則負責挑選中國音樂和講解。這些唱片欣賞會都吸引了很多大專同學的參加。

後來,我主持了二胡班,教授二胡,從中培養人才,同時也收取學費以津貼社的租金及各種開支。

搞二胡班還有另一重目的,就是為組建樂隊奠基。怎麼說呢?在中國樂器中,二胡最是難學,要求聽音準,按弦拉弓的力度也必須配合。有了二胡的基礎,稍加練習,就可以演奏高胡、中胡、Cello和Double Bass,那麼,整個拉弦聲部就完成了。此外,因為有二胡的基礎,聽音比起普通人敏銳,再學彈撥樂器也更是事半功倍了。

我除了專擅二胡外,更兼演奏高胡、板胡、中胡、Cello、Double Bass,此外、也懂得笛子、揚琴、三弦等樂器,所以當培養足够的二胡學員後,就可以組建樂隊了。

這樣經過兩年的努力,憑二胡班的學員,加上幾名曾玩過其他樂器的同學,終於組成了一支小樂隊,我在小樂隊中奏揚琴,笛子則由曾吹奏Trumpet 的楊烈山在我教他基本的吹奏方法後出任,後來我又教他Cello,成為樂隊的第一位大提琴手。當時沒有人吹笙,我請了宋立揚的弟弟立安用口風琴代替。立安學鋼琴,曾是我和立揚二人的伴奏,後來在美國唸音樂,拿了博士學位。

組小樂隊可說是因應需要,那是一九七二年,香港發生山泥傾瀉,官塘秀茂坪雞寮臨時房屋區是重災區,我們決定在香港大學的陸祐堂舉行賬災義演,我利用在音樂圈的人脈,邀請一班老友參加演出,其中柯永聰的男高音獨唱,需要小樂隊的伴奏,於是乘勢組成小樂隊。演出後,大家熱情高漲,二胡班改為器樂組,樂隊的籌建工作正式開始。

要搞一支樂隊,除演奏的人員之外,還需要添置樂器和各種用具,在在需錢。我們發動了組員和社員的募捐活動,籌得一筆款項。數目不大,但可供籌建之用。首先,我聯絡了粵華樂器行,憑我和經理的交情,以超便宜的價錢,買了二十個譜架、中胡、Cello、揚琴和大忽雷(代替三弦),還有一整套敲擊樂器。當時仍欠缺一個Double Bass,但大陸製造的質量不行,歐洲貨動輒過萬元,不是我們可以消費得起。這時,朋友林介聲(琵琶手)之前想建立樂隊,向一個菲律賓音樂家買了一個舊的歐洲製的Double Bass,聽到我想買,就以一千元的價格半賣半送給我。我到中環他的辦公室試彈,音色淳美,於是約了時間,由我帶着幾個組員一起到中環,抬着這個「大肥婆」走到中環往紅磡的碼頭乘船返回社。(聽說旭暉解散時,這個低音提琴由「肥華」收容,不致被人當柴燒,可喜可賀。)

有了樂器,有了譜架,但坐的問題仍未解決。我的二胡學生中,顏婉穗的父親在北角英皇道與清風街交界處經營一間家俬鋪,她帶我們到那裏買椅子,我們選中了一款紅色膠坐墊木靠背的摺椅,他的父親以批發價每張二十元賣給我們,至此,組織樂隊的工作完成。

樂隊的成員大部分是跟我學音樂的,我按照他們的技能和意願分配,演奏不同的聲部,當時沒有揚琴手,我向張英榮求救,他介紹了一個跟他學揚琴的學生陳晶晶來,晶晶還在唸高中,是我的師妹,抱着順便為母校培養人才的心意,我對她的指導特別認真。

指揮一隊初生的樂隊是很大的挑戰,由於隊員的水準不高,選奏的曲目備受限制,加上七十年代初,民樂合奏的總譜從市面上消失,造成了一譜難求,求得又不適合樂隊的水準的困境。面對這個問題,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靠自己編寫或改編,於是,改編合奏曲變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遷就了樂隊成員的水準,改編了《百花齊放》、《瑤族舞曲》等比較大型的合奏,並重新譜寫了舞劇《小刀會》的全部選曲的合奏譜(序曲、花香豉舞曲、弓舞、豌豆花開、頌歌),後來,又花工夫編寫了大型交響音詩《東海漁歌》。

當年,青年民樂團最早的有「宏光國樂團」,其後,嚴觀發指揮的「新青國樂團」是以香島中學國樂組的校友為班底;而周修德指揮的「培聲音樂社樂隊」則是以女青會中樂組為班㡳;只有我指揮的「海暉」,純是以我的學生為班㡳,基礎薄弱。為了令「海暉」能在青年樂團中佔一席位,我花了很大的心力。

首先是在選曲方面,我不能選其他樂隊也經常演奏的樂曲,因為我們的樂隊及不上其他樂隊的基礎穏固,大家選奏同樣的曲目,一有比較就弱點盡露,所以選一些平時少人演奏的就可以避短取長。長在哪裏?其他樂隊沒有人能花大功夫編曲,這方面我可以做;其他的樂隊指揮,指揮時雖也能分部細執,但對隊員未必全熟悉,而我們的樂隊,隊員絕大部分都跟我學過音樂,他們的優缺點我全熟悉,又因為我是他們的師傅,所以對他們進行嚴謹的訓練時就不必客套,直接抽出任何一聲部或任何一人進行排練,因此儘管水準不高,但針對各人的弱點強化訓練,就能以最短的時間達到好的效果,樂隊整體和隊員個人在排練中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提高。

我的編曲針對了樂隊各聲部的能力而編寫,盡力在保持原譜的特性下,按聲部的水準而改,除了使隊員勝任之外,並在練習中不斷提升,因為演出的曲目不是其他樂隊所奏的,予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一九七三年,樂隊組成一年,我們演出了由我重新編寫的《百花齊放》、《瑤族舞曲》,因為在練習時我是逐段逐句指導,所以儘管水準不高,但演奏還是似模似樣的。《百花齊放》在香港從未有樂隊演奏過,《瑤族舞曲》是一首三段體的敘事音詩,旋律優美,影聯樂隊曾在東初的指揮下演出過,因為當年只有東初有總譜,所以其他的樂隊都未能演奏。我是從東初處取得總譜,但我們樂隊的聲部不够,我以口風琴代替笙,至於嗩吶,則請我的朋友黄滿堂(大陸專業演奏家,後來在香港中樂團任嗩吶首席)教我們樂隊的趙文賢吹奏。Cello由我教楊烈山拉,Double Bass也由我教李兆華,我按樂隊的現有水準進行改編,效果還是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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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族舞曲

演出後,樂隊的熱情高漲,練習也更有勁。這時,我挖空心思想在利用我的特長,為樂隊創作一系列我們獨有的曲目。我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就是利用幾位勝任獨奏的同伴,帶着樂隊排練協奏曲,既可發揮獨奏者的技藝,復可帶着樂隊一覷大型協奏曲的奧妙。當時,翟惠洸可擔任鋼琴獨奏,宋立揚可擔任小提琴獨奏,我的舊友林風可以擔任琵琶獨奏, 而我當然可以擔任二胡或高胡獨奏,但因我要指揮樂隊,所以只準備上述的三種樂器協奏。

協奏的人選有了,但必須自己編寫協奏曲譜,我預計編寫三首協奏曲: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小提琴協奏《梁山伯與祝英台》。

第一首要編寫的是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為什麼把它列為第一首?因為翟惠洸當時和我一直合作,她是後期最合拍的鋼琴伴奏。我們都屬熱情外溢型的演奏者,對音樂有共同的理解和領悟,合作起來最是合拍;其次,她也因為表演的需要而編寫過伴奏譜,分配她寫鋼琴譜,可以減輕我很多功夫。

我們每星期抽出一天晚上通宵創作,大家討論好結構後,再分頭寫作,寫了一段落再一起修定。這樣連續工作了約三個月,終於完成了。正式投入排練,邊練邊改,三個樂章的協奏曲終於排完。雖說我在寫樂隊的協奏時,照顧到我們樂隊的水準,但有些較難的樂段,仍需要有經驗的人帶一帶,一些重要的獨奏樂段,也需要技藝高超的樂手擔綱,所以我請了以前一齊玩音樂的數位朋友來幫忙,其中第二樂章的一段高胡和鋼琴的對奏,對高胡的音色、音準和音量的要求非常的嚴格,我只得請老友蘇哲甫出馬,而二胡聲部,叫施盤藏帶領,中胡則交由施維安來帶,其他的數位朋友也在各聲部起領頭的作用。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首演,我的老師東初、張英榮和蕭聲都前來聆聽以示支持,還有一班樂評人也來了。演出後,他們對這首樂曲的編曲和演奏都有不錯的評價。在這場音樂中,我還展示了自己的很多作品,有重新配樂隊伴奏的笛子獨奏《老工人講的故事》,由我記譜並重新配器的舞劇《小刀會》組曲,也有我編寫鋼琴伴奏的二胡齊奏《送糧路上》,還有為合唱團編寫全部樂曲的鋼琴伴奏譜。一場音樂會,花足了我所有的工餘時間,但我還是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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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演出錄音

除了為海暉的樂隊編寫曲譜外,我還受到外面一些友好團體的委托,為他們編寫各類曲譜,這段時間,也為一間舞蹈學校編寫了一齣《搶新娘》的舞劇音樂。那時,香港的作曲和編曲的人才不多,很多具中國風的流行曲也很缺乏編曲人,只是我對流行曲有種排斥的觀念,雖有很吸引的酬勞,但極少為之編曲。

鋼琴協奏公演後,因為我們獨特的曲目,別人所沒有的創作,從此奠定了「海暉」樂隊的地位,當時,圈內人將「海暉」、「培聲」、「新青」並列,視作除了「宏光」之外三支較有活力的民樂隊。

演出獲得佳績,樂隊的情緒更高,我立即投入了編寫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的工作,花了約四個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三個樂章的協奏總譜。正想投入排練時,「海暉」的組織發生了變化。

當時,另一個在九龍新填地街的音樂團體「聲藝音樂社」,因為兩位社長各有私人原因不能擔任領導的工作,群龍無首,面臨解散的危機。「聲藝」是一群中學畢業生為主的音樂團體,與我們面對大專學生的宗旨不符。這個團體的正副社長都是我的熟人,早在一年前,曾要求我為他們培養人材,我答應教授他們選派來的人員二胡演奏技術,並答應將來會一步步教他指揮。可惜派來的人學了一段日子後,因工作的關係而暫停。

「聲藝」陷入無人領導,甚至連租金都交不起的困境,如果無其他的團體伸出援手的話,必將解散。這確是有點兒可惜,當時有人希望「海暉」能將聲藝所有的社員接收。但兩社成員的成份不同,所以也引起了「海暉」領導層部份常委的反對,後來還是勉強同意了。當時,為了顧及「聲藝」社員的感受,向他們聲稱是兩個社團合併,並要求「海暉」改名,我㝷思了一會兒,為了照顧「聲藝」來投的社員的感受,改名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但也要說服「海暉」舊社員,所以我建議改名「旭暉」。海上之輝和旭日之輝原是同一意義,改等於不改。

為了使兩個社團的成員能有個合作的過程,我們除了舉行了一次兩社的旅行外,更籌備了一次聯合音樂會,為了這個音樂會,我將排練琵琶協奏的計畫暫時放下,向東初借來大型交響音詩《東海漁歌》,將之重新編寫適合我們樂隊的水準;另外,「聲藝」也請來俞兆曦指揮他編寫的《三門峽暢想曲》,由我擔任二胡的領奏。俞兆曦在大陸任民樂指揮,指揮的風格樸實而大氣,我的指揮則注重戲劇化的對比,風格不同。

兩個樂團聯合在「海暉」排練,輪流接受兩個風格不同的指揮排練,確也是一種新鮮的體驗。《東海漁歌》應是第一次在香港上演。這是一首大型的交響音詩,很多新的演奏技法都成為樂隊的挑戰,例如:出海時的海螺吹奏,四出找合適的海螺就已花了很多時間,再研究如何在大海螺上鑽孔,如何吹奏,終於在不斷試驗下成功了。另外,描寫颱風時,大鼓用小鈸壓着邊移動邊滾擂,漸強漸弱以模擬風聲,要花大力氣去訓練敲擊組。最後,與狂風暴雨摶鬥時樂手們加入了吶喊,這也是一種演奏的新嘗試。

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後,我對樂隊進行了很嚴格的訓練,樂句的起落呼吸,漸強漸弱的掌控,都不嫌其煩地反復練習,甚至不惜抽出各個聲部逐句訓練。就是這種嚴格的訓練,靨軸節目的《東海漁歌》獲得空前的成功,成為舊樂手至今仍津津樂道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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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漁歌

聯合音樂會之後,「聲藝」正式併入「海暉」,新的「旭暉」成立。領導班子仍以「海暉」常委會為主,為了安撫「聲藝」社員,新增了副社長和增多一位常委,由「聲藝」同人出任。

「旭暉」成立後,我將寫好的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進行排練,我約了琵琶演奏家林風在我們下一次的音樂會中擔任這首協奏曲的獨奏,但平日的排練則由他的學生陳建明負責獨奏。全曲排完後,我們在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的賈思域堂試演,再根據演後的反饋進行修改,準備稍後請林風來進行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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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問題終於出現了,我們發覺「聲藝」加入後,社員的成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青工佔了社員的半數,這和我們當初成立「海暉」,面對大專的初衷不同,也就是說,「旭暉」已失去了我們當初的意義。這時,社長張適儀因長期患病,難以再負重任而離開,其他的「海暉」常委也因另有工作重點而紛紛離開,我也因為要集中精力於教師聯絡而離開了我一手籌建的樂隊。心中雖也有不捨,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離開也是工作的需要。不過,我還答應為樂隊訓練指揮,當時,黄朝章、李馬安二人來跟我學指揮,可惜是急就章,不能由基礎教起,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離開樂隊後,不必再花時間編曲,工餘的時間多了,於是就可以將這些時間用在教學的研究,也可以抽時間學習中國畫和書法,後來更有暇為出版社編寫高中中國文學、中國語文、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各科的公開試參考書,一直寫到去年,一共出版了四十八部書,這也是另一種收穫吧。而今退休後,仍可寫字繪畫以渡日子,這也是不錯的結局。我想,如果不從樂隊的指揮退下,肯定沒有這些書本,也肯定未能過着如此悠閒的退休生活吧。這是後話。

不做樂隊指揮,並不是說就此與音樂演奏絕緣,其實,這段時期的演奏生涯比前更為頻繁。先是被邀加入了半職業化的「香港中樂團」。「香港中樂團」其實已有十多年的歷史,這是一個由香港市政局文娛部資助的樂團,早期由著名的廣東音樂演奏家盧家熾統籌,班底是一班香港電台的音樂人,但因為他們多是玩廣東音樂的,演奏的曲目較窄,幾場音樂會後就吸引力大減。「香港中樂團」停了一段日子,後來,作曲家王震東從大陸來港,市政局請他指揮「香港中樂團」,樂團是半職業化,每場演出都有一筆不錯的經費,對樂手來說,是一筆不錯的收入。這時,大批的中樂演奏人材從大陸來港,他們的學歷不受承認,演奏的收入不穏定,所以大多兼職做些粗工以維持生活。當時,一批有心之士想幫助這些落泊的中樂演奏家,想將「香港中樂團」像「香港管弦樂團」般職業化,所以想請一些演奏水準高又有一定學歷的樂手以提高樂隊的成份。我就在這種情形下加入了「香港中樂團」。

參加「香港中樂團」是一個愉快的經驗。玩音樂的人都知道,和一班水準相當的一齊排練演出,在彼此激勵下,往往奏出超水準的音樂。每個團員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獨奏者,但大家在合奏中互相磨合,合力將樂曲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表演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以前,這種經驗只限於我們組成的小樂隊,近百人的大樂隊,能有如此效果的還不多見。因為如此,我忍不住將這種經驗與以前的樂友共享,所以就邀約了蘇哲甫,施盤藏等五六人一起加入。「香港中樂團」正走在職業化的途中,我除了參加排練演出之外,還幫忙編寫樂團組織和樂員守則等文書的工作,當時的想法就是幫助一批大陸來港的中樂演奏者,使他們有個較安定的環境致力中樂的推廣和演奏。

正在邁向職業化的中途,王震東因移民而離開,樂團改由作曲家陳能濟執棒,陳能濟為人隨和,只是略欠魄力。樂團在他的指揮下,還是能平穏發展。

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樂團」正式宣布職業化,列入香港市政局文化部的三個職業表演團體之一(另兩個是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市政局考慮到陳能濟的領導能力,邀請當時在新加坡搞華樂的吳大江來港擔任音樂總監,陳能濟被任為副總監。

職業化後,首先就是對樂員的招聘和考核。當時的考試項目共三項:演奏技能,簡譜和五線譜的視奏能力,樂理知識。除了極少數人外,中樂團的舊人多數通過考試。吳大江也從新加坡帶來了十多人,再加上從大陸來的,一個近九十人的樂隊終於組成。

謹守母親的遺訓,音樂只能作業餘愛好,不能當作職業,所以我放棄了作為職業樂師和有機會編曲作曲的機會,只簽約作為特約樂師,只在有空時參加排練,而演出時必須出席。我帶來的樂友,蘇哲甫有自己家族的生意要管,另外的幾個也都有自己的專業,都不擔任專業樂師,只有施盤藏、黎國楝等三四位任職專業樂師,一直做到退休。

做特約樂師的精神負擔很大,因為職業化的中樂團,排練時間大多在日間,我日間要教書,根本就抽不出時間參加排練,只有在他們晚間加班或是星六排練時才能參加,但演出必須參加,每次音樂會,我大多只能參加三四次的排練,演出時其實就是視奏的考驗,既要讀譜,兼顧弓法指法,還得用眼尾不時望着指揮,每次的演出,都在既興奮又緊張中渡過。記得有一場音樂會,我只參加了兩次的排練,有數首樂曲根本連練也未練過。那次的指揮又喜歡改譜,我當時坐右邊台口位,一位職業樂師坐在我左邊。按規定,左邊的樂手必須負責揭譜。他為了遷就我的視譜,不得提前揭譜,要等到我拉完最後一個音之後才能揭譜,結果是他不能在奏完一句之後提早揭譜,這是很不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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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樂團」做了兩個樂季,終於還是離開了。離開了中樂團並不是就此不參加音樂活動。這時,我和許春永、呂炳南(木琴及敲擊樂演奏家,任香港管弦樂團敲擊部樂師)、蘇哲甫等十多人組織了一個小樂隊,我們和香港市政局簽了一份普及音樂演奏合同,每年有十五場的演出,每場都有不錯的酬勞。這個普及音樂演奏很輕鬆,大家都有多年的合作關係,每人都要任獨奏,間中還請了數位歌唱家加入,由於大家的水準相近,每場音樂會大都排練一兩次就出場了,花的時間不多,大家乘機相聚,既有錢收,又可以玩玩音樂,理想極了。後來,我們也接些錄音來玩,最成功的是與作曲家郭迪揚合作,為香港敎署的學生舞蹈團赴英國巡迴演出錄製全套音樂,這十多首樂曲後來還經常在香港電台播放。

除此之外,張英榮也召集同鄉會樂隊的十個主要成員,組成樂藝樂隊,為「藝聲唱片公司」灌錄數張唱片,我們每人都有獨奏、重奏。除器樂演奏外,還為男高音蕭聲,女高音顏添英(大陸歌唱家,也在天津音樂學院任聲樂教授)獨唱專輯伴奏。其中蕭聲的大部份樂隊伴奏譜,顏添英的其中兩首伴奏譜,都是由我編寫。這幾張唱片,幾經搬遷後,如今還有數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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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編曲、參加大小樂隊的演出之外,我的獨奏演出也很頻繁。我的獨奏包括了二胡、板胡和高胡,其中以二胡的獨奏最多,演奏的曲目有接近二十首。當時,在二胡獨奏曲目中,《豫北敘事曲》、《秦腔主題變奏曲》和《三門峽暢想曲》被視為二胡獨奏曲中最難的三首,除了有超高的技術要求外,更重要的是對主題內容的理解和處理。一般二胡演奏者視這三首樂曲為畏途,輕易不敢接觸。我立定主意挑戰這三首樂曲,每天都抽出大量的時間攻堅,同時也試圖從歷史、文學方面着手,仔細分析和理解樂曲的內涵,逐句研究處理的方式。除了《豫北敘事曲》之外(吳大江比我更早在香港演奏此曲),其他兩首曲我是當年在香港唯一演奏的。

獨奏,伴奏的拍擋很重要。我在中學時有一位很好的鋼琴伴奏,名叫謝雯琦,中二時已考取ATCL鋼琴演奏文憑。她也是當年學界名人,指觸細膩,內歛而富詩意。我們演奏的《豫北敘事曲》、《春詩》、《趕集》、《漁舟唱晚》、《江河水》等曲,被譽為優美的詮譯。後來她憑優異的成績入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初時我們仍有聯絡,直至文革時才中斷,其後輾轉獲知她及時離開大陸到英國唸書,雖如斷了線的風箏般,無緣再相見了,但欣悉故人平安,還是要送上衷心的祝福。

謝雯琦之後,我也找了不下十名的鋼琴伴奏,可惜都未如理想,為什麼?香港學鋼琴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位理想的鋼琴伴奏則難上加難。原因是學琴的大多學到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文憑即告大功告成,再深造的極難極少,以八級的水準,彈幾首鋼琴曲當然不成問題,但要幫樂器演奏作伴奏,則遠遠未够。滿意的也只有馮基賜、唐燕玉二位。她們都是琴藝超卓,唐後來還在浸會音樂系任教鋼琴演奏專業。只是彼此的個性不同,在音樂語言的溝通方面並不是那麼的得心應手。直至翟惠洸的出現,我才又再找到音樂方面的良伴。

正如惠洸所言,我們有默契的三大條件:不相伯仲的演奏技巧、熱情浪漫的個性、對音樂的共同理解。這使我們的合作往往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效果。記得第一次和她合作《三門峽暢想曲》時,那段氣勢澎湃的前奏和歡快活躍的快板都沒有問題,只是中段的行板,她始終未能達到我想像中的效果,我後來才發覺,這種對山水的深情,彼此內心的緊密呼應,也只能從中國詩詞中去深化。於是,我將「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內歛深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情意,不斷用語言強調,甚至每一個樂句,每一個音符的力度,也不嫌其煩地去摸索。於是,我們那一段甜美的抒情樂段,成為了整首曲子的亮點,也是直至如今仍能拿出來和幾位演奏家一比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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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暢想曲》演出錄音

《賽馬》演出錄音

和翟惠洸的交往,是我在音樂活動中最愉快的日子。我們性格相近,彼此對音樂的欣賞和愛好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在演奏時,往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就已能彼此溝通,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合作,就多了一份內在的神韻。記得有間唱片公司曾邀約我灌錄一張個人二胡、高胡及板胡獨奏的唱片,十首歌曲都選定了,其中《三門峽暢想曲》和《豫北敘事曲》,唱片公司邀約了一位曾在天津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的鋼琴家為我伴奏,我們合了一次,他的高超琴技令人欽服,可是總覺得欠缺了我與翟惠洸合作的那一種心靈的交流,欠缺了那種內涵和韻味。基於禮貎,我不能換伴奏;基於對藝術的尊重,我不得不托辭取消了灌錄唱片。因為與其事後聽自己的唱片心中有刺,倒不如不錄以免留下遺憾。
後期的獨奏,基本上都由翟惠洸伴奏,我們在很多社團的音樂會中客串演出,其中《三門峽暢想曲》、《騫馬》、《豫北敘事曲》都是我們經常演奏的曲目,特別是前兩首,以現在的話說,已成為了我們演奏的一張名片,凡是邀請我獨奏的,大都要求演奏這兩首樂曲。一九八六年,我們幾個玩音樂的好朋友:我、翟惠洸、宋立揚、林艷雲、唐燕玉和張蓮一起搞了音樂會,二胡、小提、鋼琴、女高音、女中音獨唱獨奏共冶一場,頗是熱鬧。在這場音樂會,我選奏了《三門峽暢想曲》、《秦腔主題變奏曲》,後者的鋼琴伴奏譜還是由翟惠洸編寫。這應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次公開演出
,可惜那場音樂會的錄音在搬遷中失掉了,現在想重温一下都不能了,這確是有點兒遺憾。

往事如煙,如今回憶起來,還是教人有如昨日之感。移居北美後,我不喜和華人社團埋堆,音樂演奏鮮有機會。有時執拾家中舊物,看到那一叠如山高的音樂手稿,回憶的小船就不由自主地在腦海中航行着。這叠手稿,花費了我多麼多的精力,多麼多的時光!不過,我還是覺得值得的。我自豪地說,我對青春無悔。

12、我們對青春無悔 ––––翟惠洸、吳榮欽

1、青蔥歲月–––翟惠洸

老友吳榮欽最近心血來潮,把昔日由他擔任指揮,我任鋼琴獨奏的《延河暢想協奏曲》的演出錄音,配上畫面,公諸好友。重聽四十多年前的演奏,藝術上雖略嫌粗糙,但青春激情洋溢,精神為之一振。如今藝術素養較前成熟了,青春小鳥已一去不復返。我不禁隨著久遺的樂聲,沉醉在美好的回憶之中。

我與欽公因音樂結緣。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群志趣相投的浸會與理工學生,合作成立海暉文化學社。欽公是創社會員之一,他曾在悼念另一創社會員施能銘的文章,詳談海暉的創立過程,以及後來海暉轉化為旭暉的原因,在此不贅。海暉成立後,舉辦了許多音樂活動,欽公把我拉入他的群組,我倆漸成音樂上緊密的拍擋。

我雖沒參加海暉社務,但頗清楚它的籌組情況。創社的意念起於七零年底。籌備所需的創辦費,由我出面請求母親協助。母親沒有過問半句,便把款項放在信封內交予我,令我無比感動。大概我的父親早於四十年代末期便組織過相類的社團,因此母親明白年青人的理想。我的父母和許多叔叔伯伯,為國家與民族,默默無私奉獻,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這種精神,在如今的功利社會,更顯可貴。

當時還有段小插曲。我得到母親贈款後,便約了後來當社長的張適儀,以及另一名浸會同學在旺角一間餐廳交收。怎知打開手袋,款項不翼而飛。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整晚忐忑不安,食而不知其味,被二位大姐批評,更是不在話下。後來趕回家查看,發現款項完整無缺地鎖在抽櫃,落得虛驚一場。

自海暉成立後,我與欽公合作無間。欽公就讀浸會中文系,我則是一名化學妹。欽公的母校是福建中學。他本屬意念化學,但受校內一位傑出的中文老師啟發,決志修讀中文,發揚中華文化。福建中學那一屆可謂名師出高徒,除集書畫樂於一身的吳榮欽外,我還認識他兩名才華橫溢的同窗–––蘇仲麟與劉文良。阿蘇才思敏捷,唐詩宋詞朗朗上口,文字淡樸典雅。他雖遵父命進修實用的會計,但最後還是拿起筆桿,在聯合國中國組任翻譯。他的一名同事恰巧是我的摯友李君。李對我說,翻譯組中以阿蘇下筆最快。而劉文良生前乃天地圖書副董事長兼總編輯,又曾助李怡一起創辦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月刊《七十年代》;可惜天妒英才,劉兄未過甲子便離開,令友儕惋痛不已。

年青人總是自命不凡。當年理科生覺得文史生嚴肅拘謹,像老古董。文史生也許認為我們缺乏修養,幼稚淺薄。欽公身材高挑,容貌清秀,具文人雅士之風。他的穿著雖普通,但比起理科男生,無疑講究和齊整得多了。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的髮型。雖然是一般左右分界的「花旗裝」,但前面的那撮頭髮,久不久總會向下微墜,於是他久不久便需把頭往後拂一拂去理順它,於有意無意間,流露出藝術大師般的酷相。

我與欽公接觸未久,便發現他並非一個理科生眼中的傳統「中文佬」,而是個性格爽朗,活潑佻皮的好玩之人,二人很快便混熟了。許多時上他家練習,他的音樂夥伴也來湊興,我替他伴完二胡,又得為男高音蕭聲、笛子演奏家龔啟明等人伴奏,忙得不可開交,亦樂至得意忘形。大夥兒盡情玩樂之餘,大吃大喝,豪氣萬千。我一生遇到的樂友,絕大部份都熱愛美食,很多還是烹飪高手。欽公慈母早逝,為求生存,早已練得一手廚藝。我享用過他不少美食,但以我今日的功力,則無懼與他公開較量。

浸會畢業後,我與欽公白天分別在中學當老師,認認真真地教學,晚上則一起玩樂或各自參加別的活動,對前途等實際問題,竟未認真考慮,似乎音樂便是人生的一切。這段日子,不知不覺為我以後的道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我替欽公伴奏的第一首樂曲,應是二胡獨奏《三門峽暢想曲》。此曲的鋼琴份量很重,其實應視為兩種樂器的合奏曲。《三門峽暢想曲》現已十分流行,當時則屬新作品,我倆應是香港少數演奏者之一。

這首樂曲對我在藝術上有特別意義。我與欽公雖同為音樂發燒友,且都是「熱」的激情派樂手,但二人的背景不盡相同。我自幼學習古典音樂,巴赫、莫札特、貝多芬、蕭邦等西方音樂巨匠的精神已經深入骨髓。雖亦有接觸中國戲曲、民歌、民樂,也偶然彈奏中樂曲目,卻從未在藝術上下功夫。欽公則與我相反,他喜愛西樂,尤其是柴可夫斯基和馬勒的作品,但從小玩中樂,後來更加入專業民樂隊,在民族音樂中浸淫經年。

《三門峽暢想曲》的鋼琴伴奏有不少激情盪漾、雷霆萬鈞的樂段,只要技術過關,這些聽起來好像很難的部份其實並不難,原因之一是它們採納了西洋鋼琴的創作技法,令琴手很易掌握。最考功夫的,乃看似簡單的中段抒情慢板。這個樂段是二胡與鋼琴的對話,好比兩名友人互訴衷情,感情表達至為重要。中國音樂的浪漫糅合含蓄、婉約、細膩,與唐詩宋詞、中國畫表現的抒情一脈相承,對現代的年輕樂手,確是一項大挑戰。我當時藝術修養膚淺,掌握不住東方音樂的神韻,每當彈奏這段慢板,常被欽公埋怨 feeling不對頭。後經他耐心開導,我認真摸索,終於有所突破,不但演出效果理想,還被當時仍在世的樂評人金鍵在報章撰文介紹。在演繹中樂的領域,欽公實為我的啟航人,後來又獲女高音林艷雲的老師林祥園先生賜教,令我大受裨益。

https://youtu.be/zor9kT7l7qY

另一首與欽公經常合作的樂曲是《賽馬》。此曲描寫蒙古族人民節日賽馬的場面,熱烈活潑,二胡獨奏運用許多不同技巧,至今廣受歡迎。我與欽公演出此曲次數多至記不起。與許多中樂、民歌一樣,《賽馬》並無鋼琴伴奏譜。多年以來,我是根據揚琴伴奏譜即興彈奏的。我們的演出,在藝技上自是無法與朗郎和他的父親相比,但亦流暢自如,互有默契。廿多年之後,在溫哥華的一次聯歡會上,二人拉彈如故,誠美事也。

https://youtu.be/8T94hMgd1lY

一口氣寫完上面的文字,因要處理別的事情,只好暫時擱筆。怎料過了幾天,又收到欽公傳來《三門峽暢想曲》與《賽馬》的音像。他在電郵中說我在《賽馬》第二段搶位了,但更顯二人的默契;又說傳來的1973年《三門峽暢想曲》演出錄音並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應該是鍾浩「音樂舞蹈晚會」的演出,但沒有錄音;二人1986年最後一次的演出錄音亦找不到了。他的記憶力真驚人。我的短程記憶頗佳,長程記憶已被日積月累的生活煩雜之事掏光,對四十幾年前演出和錄音的種種,印象甚為模糊;若說到默契,對,技藝上待改進之處雖然不少,但無可否認,我們很有默契。

默契是甚麼?默即沉默,契即契合。那就是大夥默默地互相配合去完成一件事。樂手要建立音樂上的默契,需要某些基礎和條件。一,技術不相伯仲。二,演奏風格不能南轅北轍。例如超級理性冷型樂手,很難與感性激情型樂手合拍。三,對演出曲目有共同理解。我與欽公原已合乎第一和第二個條件,至於第三個條件,通過練習、揣摸、討論便能達成。誠然,藝術無止境,一山還有一山高,完美境界永遠不可及。因此,不斷學習,共同成長,也是建立默契的重要元素。

有了默契,自然希望把合作推向新高峰。我與欽公再次的合作,是集編曲演奏於一身。我們要把揚琴《延河暢想曲》改編為鋼琴協奏曲。我負責鋼琴部分,他負責樂隊部分。

這主意是欽公提出的。欽公訓練的海暉中樂隊,至此成立兩年,已漸具雛型。雖然不少隊友是新手,但他們年輕、努力、充滿熱情,進步很快。欽公雄心萬丈,銳意擴濶隊員視野,提高演奏水準。至於我,在之前的幾年,經常為中國民樂民歌編寫伴奏譜,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那時大陸仍處文革後期,音樂出版物多為毛語錄歌,或其他政治性歌曲。不過政策已開始寬鬆,許多有所謂海外關係的大陸音樂家被批准來港,他們帶來優秀和優美的民樂、民歌,令香港的藝壇一時間百花盛放、春意盎然。但這些樂曲大部份沒配備鋼琴伴奏譜,這倒為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編譜的絕佳機會。我曾為許多樂曲配譜–––《四季歌》、《姑娘生來愛唱歌》、《蘭花花》…等等。如今時代變了,大陸音樂出版物較前豐富得多,民歌伴奏也寫得頗出色。

音樂人體內都有一股向外噴發的激情。我既然積累了一定的編譜的經驗,自然希望接受更大的挑戰。當欽公向我提出改編《延河》的建議後,我大「嘩」一聲:「有冇搞錯,我行嗎?」欽公也許早把我看穿,這個反應純屬例牌和虛偽,其實我不知多開心,即時決定小試牛刀,全情投入。

中國人愛說玩音樂,西人則有make music一詞;這個make非常傳神。我與欽公要一起make music,從無到有去make,一場鋼琴中樂協奏演出,始於兩枝鉛筆,兩疊五線譜紙。

但實踐起來並不簡單。鋼琴與揚琴同為敲擊樂,各有特點和優點。鋼琴是一座大型的西洋樂器,音域廣,音量大,音色千變萬化,可表達的感情包羅萬有:貝多芬的宏大磅礴,蕭邦的抒情浪漫,德彪西的細膩超脫…..;揚琴則為中國傳統民族樂器,音色明亮柔婉,善於表現中華文化的優雅從容。因此,我們絕不能只把揚琴《延河》的數字簡譜照搬過來,按現在的流行術語,就是我們必須進行二次創作,在揚琴原譜的基礎上加以豐富。為了藝術效果,許多時候鋼琴需要創建新的和聲,樂段需要重新組合,樂隊配器需要相應改動。基於此,兩名編譜者便需要緊密溝通,在音樂上達成一致理解。我與欽公從未受正式作曲訓練,只憑樂理的基礎知識,憑經驗,憑感性,憑直覺去做這件事。可見「我行嗎?」並非完全一句虛詞。

然而,我們對於自己的能力,從來不曉得擔心。年輕人未受世俗成文汚染,未有機心,沒有包袱。他們好比一棵茁壯生長的小樹,急不及待發枝長葉,向外舒展。就這樣,我們憑一股衝勁,一股熱情,踏上了編譜的旅程。

我們深明二人必須結成一個團隊,緊密配合。那時大家都忙,白天教學,課餘活動頻繁。為了便於在創作上協調,也為了互相鼓舞,我們決定每星期四晚飯後到海暉的紅磡社址開通宵編譜,大約十時開工,至淩晨三、四點小睡兩、三小時,七時離開,各自返校教學。社友朱鍳泉、李國強當年常留社度宿,每當我有靈感,寫了段滿意的音樂,便會興奮莫明,他倆也往往被我吵得冇覺好瞓了。如是者,經過三個多月的奮戰,終於把鋼琴協奏譜完成。

《延河暢想曲》,顧名思義,有感延河發而為樂。延河是黃河的支流,位於陝西省,流經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延安。不用多說,這樂曲歸入紅色浪漫之列。1949年以來,即使到了今天,中國大陸的音樂創作仍難擺脫政治,作品內容往往離不開愛國、革命、憶苦思甜等題材。其實古今中外,藝術與政治結合的例子不少,只是程度不同,情況各異。究竟能否抽離音樂作品的政治內容,純從藝術的角度去欣賞?這個問題頗複雜,並沒有絕對的答案,亦非本文討論之列。許多時候鑒於環境,藝術家只能披上政治的罩衣去表達心中熾熱的感情。音樂是一種最抽象的藝術,它直接表現人類各種純粹的感覺,那是超越政治性和社會性的。

大陸的「革命音樂」中,不乏內容空洞的濫情之作,我認為《延河暢想曲》的揚琴原版,是個內容豐富,感情充沛,一氣呵成的作品。它一共分三個樂章。第一樂章的主題是一首陝北民謠,樂思以此為基礎,源源開展,主題反覆以不同形式,貫串全曲,令音樂富民族性與統一性,不像有些多樂章作品,不同樂章各有不同的風格,出現藝術割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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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在藝術上較前成熟了許多,不免覺得《延河》鋼琴部分應可編得更豐滿,更好地發揮鋼琴的特色;演奏亦嫌粗糙,應可更準確,更細膩,強弱剛柔的對比應掌握得更好。然而,樂聲散發的朝氣和豪情,spontaneity和 freshness, 卻令滿頭白髮的我,心潮激蕩,難以忘懷。

那段日子的經歷,成為我日後音樂事業的起點,也是我人生的一個亮點。它閃爍著青春和友誼的火花,永不熄滅。

謹以此文紀念我們一起走過的青蔥嵗月。風華正茂,少年輕狂。

2、曾記否?書生意氣,指斥方遒的歲月–––吳榮欽

一直以來都有想將我在海暉那段日子搞的音樂活動整理一下的念頭,家中的演出錄音帶存放了數十年,如果不將之數碼化的話,將來舊的錄音機壞了就沒法子播放了,這時也發覺家中的四套音響,已有三套不能播放錄音帶了,所以有了迫切感,但仍是得個想字。

上個月翟惠洸傳來了她朋友的女兒的鋼琴老師在大陸與管弦樂團合作的鋼琴協奏《紅樓夢》世界首演視頻,她在電郵中說:「好像沒有我們的《延河暢想曲》那麼的富民族特色。」我聽後也有同感,因而也勾起了當年我和她一起奮戰三個多月的種種回憶,於是就叠起心水,研究將錄音帶轉為數碼的方法,開始了第一步。

這時才發現以前的錄音帶有很多不見了,可能是移民時搬運中遺失了,我與翟惠洸在七二年的演出、八六年的演出都不見了,現存只有七一年(在陸祐堂,我和唐燕玉演奏《豫北敘事曲》和《賽馬》)、七三年和七四年的錄音帶,幸好《延河》仍在,於是第一時間將《延河》數碼化。

數碼化後,又覺得還不够,因為我一直都有個念想,如果將音樂畫面化後,對音樂的欣賞和理解可能會有另一番情趣,所以就找了一些與內容吻合的圖片配上,終於完成了《延河》。

我原本只是想將之製成DVD送給有關諸人,後來我兒子說最好的方法還是放上YouTube供有關人觀看,我就在YouTube採用了unlisted,旁人不能搜索得到,我只須將聯線寄給所認識的人,他們即可耹聽。

《延河暢想曲》做完後,翟惠洸是合作者,張適儀是社長,Molly是幫我畫十六聲部五線譜總譜紙的人,都是與《延河》關係最密切的人,所以就首先傳給他們共同欣賞當年我們的成果。

七三年的《三門峽暢想曲》不是我和翟惠洸的最佳版本,最滿意的演出應是當年在無線電視舞蹈總監鍾浩的「舞蹈音樂晚會」上的演出,其次是七二年的首次合作(當年連最「奄尖」的樂評家金鍵也為文稱許),可惜都找不到錄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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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Youtube 找到于紅梅、宋飛和馬向華等二胡演奏家的《三門峽暢想曲》演奏視頻,快板樂段都有不同的處理,也很精采,可惜的是引子和行板部分,都不滿意,總覺得沒有那種內在的感情和詩意,我想,文學和美術的素養應是音樂演奏富內涵的基礎,所以我們的演奏,還算有我們的特色。

談回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的創作,這是我們根據吳豪業、于慶祝作的揚琴曲編寫而成,我們採用了原曲的三段旋律(其中兩段是陝北民歌),另作了數段樂曲融入其中,並採用了西洋協奏曲三個樂章的形式,我在編寫之前為三個樂章都設立了內容:歡慶鑼鼓喧天響;延河兩岸農耕樂;歡慶豐收。

三個樂章就按照擬定的內容編寫,都包含了一般樂曲的「起、承、轉、合」四個部份,所以每個樂章都可以獨立演奏。

樂曲的基本結構完成後,在配器、和聲、對位三方面,都為了遷就樂隊本身的水準而寫,所以存在了粗糙而欠細膩的缺點。

我們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卅一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首演,在當時算是圈內的一件盛事,我的作曲老師原漢華(藝名東初,是著名指揮家和作曲家)、教我民族配器法的老師張英榮,還有幾個香港的樂評人都聆聽了這一次的公演,這可視作是對後輩的一種鼓勵。

現在,再聆聽四十三年前的演出錄音,時間已逝去了近半個世紀,可是當時的種種印象仍是那麼的鮮活,就如發生在昨日一樣。回憶起當時二人在紅磡社址中通宵達旦地搞創作,正在昏昏沉沉時,突然為一個樂句的創作而歡呼、而精神抖擻的情境;回憶起在樂隊練習完後,和幾位死黨到樓下食攤宵夜狂喝啤酒的放浪;回憶起每次練習結束後,翟惠洸和我一起乘渡輪過海,從北角碼頭一直行到油街我的住處附近,在那間雲吞麵鋪吃雲吞、豬腳,把桌上的整瓶辣椒醬幹掉的瘋狂……太多了,這將是我們人生中一段珍貴的回憶。可惜的是,當年的成員,已有三位離開了我們。所以,將這首曲子數碼化,也是對他們的悼念。

https://youtu.be/1YC1K6hriQs

回憶的長河一直回溯到青年時期意氣風發的輕狂,翟惠洸是我在音樂演奏方面的特佳拍擋。香港學鋼琴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位理想的鋼琴伴奏則難上加難。原因是學琴的大多學到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文憑即告大功告成,再深造的極難極少,但以八級的水準,彈幾首鋼琴曲當然不成問題,但要幫樂器演奏作伴奏,則遠遠未够。我在中學時有一位很好的鋼琴伴奏,名叫謝雯琦,中二時已考取ATCL鋼琴演奏文憑。她也是當年學界名人,指觸細膩,內歛而富詩意。我們演奏的《豫北敘事曲》、《春詩》、《趕集》、《漁舟唱晚》、《江河水》等曲,被譽為優美的詮譯。後來她憑優異的成績入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初時我們仍有聯絡,直至文革時才中斷,其後輾轉獲知她及時離開大陸到英國唸書,雖如斷了線的風箏般,無緣再相見了,但欣悉故人平安,還是要送上衷心的祝福。

謝雯琦之後,我也找了不下十名的鋼琴伴奏,可惜都未如理想,滿意的也只有馮基賜、唐燕玉二位。她們都是琴藝超卓,唐後來還在浸會音樂系任教鋼琴演奏專業。只是彼此的個性不同,在音樂語言的溝通方面並不是那麼的得心應手。直至翟惠洸的出現,我才又再找到音樂方面的良伴。

正如惠洸所言,我們有默契的三大條件:不相伯仲的演奏技巧、熱情浪漫的個性、對音樂的共同理解。這使我們的合作往往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效果。記得第一次和她合作《三門峽暢想曲》時,那段氣勢澎湃的前奏和歡快活躍的快板都沒有問題,只是中段的行板,她始終未能達到我想像中的效果,我後來才發覺,這種對山水的深情,彼此內心的緊密呼應,也只能從中國詩詞中去深化。於是,我將「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內歛深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情意,不斷用語言強調,甚至每一個樂句,每一個音符的力度,也不嫌其煩地去摸索。於是,我們那一段甜美的抒情樂段,成為了整首曲子的亮點,也是直至如今仍能拿出來和幾位演奏家一比的憑藉。

和翟惠洸的交往,是我在音樂活動中最愉快的日子。我們性格相近,彼此對音樂的欣賞和愛好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在演奏時,往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就已能彼此溝通,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合作,就多了一份內在的神韻。記得有間唱片公司曾邀約我灌錄一張個人二胡、高胡及板胡獨奏的唱片,十首歌曲都選定了,其中《三門峽暢想曲》和《豫北敘事曲》,唱片公司邀約了一位曾在天津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的鋼琴家為我伴奏,我們合了一次,他的高超琴技令人欽服,可是總覺得欠缺了我與翟惠洸合作的那一種心靈的交流,欠缺了那種內涵和韻味。基於禮貎,我不能換伴奏;基於對藝術的尊重,我不得不托辭取消了灌錄唱片。因為與其事後聽自己的唱片心中有刺,倒不如不錄以免留下遺憾。

合作演奏,合作編曲之外,我們還合作籌備和作成了香港大專同學聯合會(簡稱學聯)第一屆中國周在利舞台的開幕音樂會,這可是我們在籌組工作的首次合作,由於性情相近,大家對藝術的𨰹賞口味也相近,所以做起工作來,可稱得上是心思相同,完全沒有所謂意見相左的爭執。

此後各有際遇,各有各忙,雖未能經常相聚,但彼此的情份卻沒有因隔離而生份。直至如今,我們仍藉着電郵的來往,彼此交換生活心得,交換人生體驗,交換對文學、藝術的心得。

人生得一知己,够了。

11、以嵐曉亭婚禮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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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十五載,彈指一瞬間

中學畢業後,由於種種的原因,和相處了五年的同學們全無聯絡,同學們畢業三十年、四十年的聚會,我都沒有參加。記憶所及,中學畢業後,我只有兩次重返母校,一次是八十年代初,母校邀請我指揮聯校樂隊,在新光戲院演出,那次我到母校在北角的校址指揮欒隊排練了數次,演奏的曲目好像是《瑤族舞曲》和由我編寫的一組《小刀會舞劇音樂》;另一次是九十年代中,我應邀成為校友會小樂隊的成員,也是在新光戲院參加校慶的演出。在這兩次的活動,都和數位留校任教的同學飲過茶。至於其他的同學,就只有住在紐約的蘇仲麟夫婦間中通通消息而已。

去年三月,同學們又籌備了畢業四十五周年聚會,在十月十二日晚聚餐,然後起程前往丹霞山作兩日遊。我因為在一月份曾前往香港,枯坐十七個小時飛香港的滋味還餘悸未消,所以不打算參加了。

回絕了同學的邀請後,心中一直很難安下,人生能有多少個四十五年?眼看與這批曾經共歡笑,同患難的同窗相會的機會又要輕輕溜去,心中總是有萬千的不捨。

六月,兒子在三藩市註冊結婚,妻子是獨女,家在台北,在台北搞次婚宴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決定搬到台北暫住一年以籌備婚宴。搬到台北後,雖經常和家中用Face Time聯絡,但關間萬里,總是有點難安,我於是靈機一觸,提議就在十月前往台北探望他們,也順便拐到香港參加同學的聚會。

決定後,心中總是喜孜孜的,中學時期的生活,恍如電影的鏡頭般不時在我的腦中浮現,正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期待的心情令我既興奮復緊張。

決定要參加中學同學畢業四十五周年的聚會後,特別想見見中學時一起合作搞文藝演出的施麗華,屈指一算,打從她七零年結婚後遠赴印尼,就一直沒有見過面,後來從舊同學的口中,知道她在那裏經營鋼鐵重工業非常的成功,是當地的著名企業家。記得五年前同學們的四十周年聚會,我未能參加,前往參加的她獲得我美國的電話,立即打給我,可惜當時正是我這邊的凌晨二點多,睡意朦朧中和她傾談了數語就收線了,連她給我的聯絡電話都忘記了。後來雖幾經打聽,可是就得不到確切的訊息。這次我再托同學打聽,終於得到她丈夫的電郵,兩條斷了四十多年的線,終於再接上了。

施麗華很快就親手寫了一封回信附在電郵中傳來,看到那久違了卻又熟悉的字跡,心中感到特別的親切,她在信中簡述了自己百病叢生的身體現況,末後說:「我將於十月十一日往港,到時呈現在你們夫婦面前的,已不是四十五年前那個愛唱歌、跳舞,讀書爭第一的施麗華,而是又肥、又老、苟且偷生的施麗華。」

讀到此,我的心中很是不安,從同學們的口中,我聽到的都是那個事業成功的女強人的傳說,並不是現在她所說的那般!我想,此中的辛酸,絕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我在回郵中簡介了我這四十多年來的生活情形,末尾,我說:「請放開心懷,你在我的心目中,仍然是那個在《激流女將》矯健靈動,在《桃花搭渡》(注)中活潑秀美的小女孩,無論變成了怎樣,昔日的印象還是永存於心。」

是的,無論現在的變化如何,她在我的印象中,仍是那個閑靜中帶着靈秀,柔媚中帶着爽朗,婉約中帶着率直,能歌善舞,成績出眾的女孩。

事後她又致電美國和我談了很多現況,她知道我會在十月十日抵港,於是約我在她抵港的當天黄昏見面。十一日,我們在港的節目排得滿滿的,當我們從太平山頂下到市區,已是下午五點鐘了,我們坐着電車準備返住處略作休息時,電話響起,是施麗華來電,她剛抵達在北角的酒店,我們約定在酒店大堂見面,由於怕大家見面時不能相識,她說她會穿件紅色套裝赴會。

我們原本坐西行的電車前往住處,如今又得下車轉乘東行線到北角了。到了酒店大堂,穿着紅色套裝的她如期而至,四十五年的闊別,使彼此的形體已改變了很多,但甫一見面,仍是那般的親切,那般的無所不談。這是一次愉快的飯聚,我們直談到接近十時才離去。

十二日的晚餐聚會席設中環的華商會所中菜廳,我們在五時半就到了,一踏入餐廳,迎面而來的是懸挂着的一條横額︰「驀然回首四十五年」。真的,時間飛逝,轉眼間,我們這批青澀少年,現在已是白髮斑斑的老年了。當年的理想、夢想、不管實現了也好,死滅了也好,總得磕磕絆絆地走這人生的路,所幸的是大家都能從五湖四海來會,這真是難得的機緣。

宴會是七時開始,但同學們已紛紛提早而至,留校任教的林玉璽、黄麗芬早已在場,正在打點一切。我們打過招呼,施麗華在另一角落走來,帶着我們來到早已圍坐着談笑宴宴的一群女同學處,我們的化學怪傑楊瑞美也從温哥華飛來了,九七年我們的大學同學在温哥華聚會,我和蘇仲麟曾抽空到她在Burnaby的家中探訪過,這麼一幌就是十五年了。這時又來了一位女同學,親切地走來打招呼,我已認不得了,施麗華說她是柳慧蓉,我猛然醒起那個寫得一手好字的女孩,這是我對她的印象,四十五年後再見,真的說不出的感慨。

同學中,妻只認識施麗華、黄麗芬和陳亞華,她們在少女時期曾有一齊北上演出的機緣,彼此一齊生活了十多天,這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惜陳亞華遠在澳洲未能前來參加盛宴,可幸的是,同學們對妻的熱情招待,黄麗芬甫一見面就親切地和妻傾談,林玉璽更是殷勤地坐在同席幫忙打點,使妻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我忙於和久違的同學打招呼,很多人都不認得了,幸得黄文鵬在旁介紹,那矮矮胖胖的是洪能初,他從菲律濱專程來到,這次從菲律賓趕來參加的校友有十多人,是海外來港最多人的地區。謝卻幻也從新加坡來了,除了在臉上增添了幾道風霜,他還是中學時期的樣子,他的家原本就在新加坡,當時他的母親是我們學校小學部的老師,記得每次從新加坡回來,就會帶來很多小零食,記憶中第一次吃星州萬里望花生就是在他家。不久,李俊雄來到,仍是温文如昔,當年他和劉文良同住在北角和富大厦,我們三人經常在一起温習,可惜劉文良早在五年前逝世,兒時玩伴驟失一人,也真的叫人欷歔。同學們各自三五成堆地走到一起,我這個久別的遊子反倒覺得有些落寞了,失去了四十多年的交往,在生活上沒有了聯繫,也就缺少了共同的話題。可幸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昔日同窗紛紛走到我的座席打招呼,畢竟四十多年未晤面,大家一知道我來了,都顯得特別的親切。蘇仲麟原本是這次聚會的搞手之一,可惜突然有工作要前赴非洲而未能出席。席間,他從遠在非洲的彼方打了電話,與我在電話中傾談了數句,短短的片言隻語,卻充盈着濃濃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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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一角

這次筳開六席,我們被安排與主持人同席,同學中除了黄麗芬,林玉璽,劉賢賢夫婦外,其他的都是以前任教我們的老師。戴繼志老師雖已退休多年,但仍孜孜不倦地用他的彩墨描山寫水,他把最近出版的畫冊送給我,一幅幅精彩妙絕的畫作,令我為之神往。羅莊寧老師是我念中二時的班主任,印象中嚴肅中帶着親切的他,見面時仍是那般的親切,只是魁梧的身影在歲月的流逝中變得有得傴僂了;陳翰遠老師以前任教小學部,我對他認識不深。可惜的是,中學時我最受益也最懷念的幾位老師都沒有出席,他們是否還在香港?還在人世?真的無從猜測,因為聚會太熱鬧了,以致我也沒有空閒向老同學打探他們的消息。但對這數位老師的懷念還是不時在我的人生經歷中出現。

首先是我們中四、中五級的班主任吳賢伯老師,他是一位歷史專家,無論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他的造詣都很深,每次上課他只帶兩條粉筆,無論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年月,內裏的含義,他都能娓娓道來,上他的課就是精彩的故事聆聽,我們都欽佩他那超人的記憶力,深被他那忘情專注的講課所吸引,他的一部中國歷史專著,更是我天天閱讀的書本之一。中四教中文的劉國雄老師,他在中國文學方面的造詣也是令我傾心佩服的,和吳賢伯老師一樣,他也不帶教科書上課,講授詩文時,旁徵博引,那美妙的古代詩詞,鏗鏘的古代散文,隨手拈來,他的課堂,往往就是一次次的文學之旅。我在大學時毅然放棄理科而選修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可說是受他的影響頗鉅。劉老師教我們一年後就轉到一所中學做校長,中五級接手中文的是余思牧老師,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研究巴金的專家,我曾有幸拜讀他寫的《作家巴金》一書,我在中學二年級開始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但對巴金的認識則是從他的那本書開始。中三時我開始陸續寫小說,而中五的這段時間,有幸跟隨他學寫小說,改進了以前在寫小說時的一些缺點。教物理的舒老師,他也編寫物理學的參考書,温文的他講課時自成風格,課室中的同學表現如何不在他的注意範圍,他只是專注地把一題題物理難題為我們講述,對我們這些醉心於力學、電學的青年開啟了一道研究之門,我日後對家中電器的修理安裝,都得益於那時的學習。教數學的麥老師與舒老師剛相反,他是精力旺盛的人,跳上跳下地,無論是代數、幾何、三角、解析幾何,在他的口中都是最有趣的學問。他布置下來的一道道難題,都使我們絞盡腦汁,也因此而引發我們的興趣,當時我和陳文理、呂輝烊、王題燦就在他的激發下,四處在坊間的參考書中找難題,互相考核,互相究研,真的是其樂無窮。對了,還有教生物的周老師,她也是從不帶教科書,每一堂都是精彩的生物常識課,她與當年編寫了一部通行的生物科參考書的歐景偶是同學,那時的高中生幾乎人手一部歐景偶的參考書,她也就着這部參考書而指導我們温習,使我們對會考的生物科充滿了信心。這批老師,都是我所敬愛的,他們影響了我以後在人生路上的學習、工作、為人和處事。我深深地銘感他們,屈指算來,這些老師如今也應有八九十歲了吧,是否都仍在世間也成了疑問,這次返港參加聚會,心底也還有個冀望,就是希望可以見到他們。現在席上看不到他們,確也有些遺憾。

席間,老師都被邀請講話,這才發現,他們雖已退休了好些年,但心繫天下,心繫家國,講話的內容充滿了對國家的愛,對社會的關切。他們一生都在從事愛國愛社會的教育,在耄耄之年仍堅持不懈,這種情操真的教我感動。席間也有同學的發言,黄惠玲介紹了自已的工作,她在菲律賓從事華僑子弟的教育工作,教育華僑子弟認識中文,認識祖國,這該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施麗華在席上發言,特別提到了我的出席,使我非常的感動。她說,五十周年的聚會,如果她仍在人世的話,一定會如期而參加。我那天患了感冒,黄麗芬請我發言,我婉拒了,但後來還是敵不過同學們的盛意,我說︰「以前,我因種種的原因而不能和大家來往,但心中一直惦挂着母校的一切,當在報章上獲知母校在會考成綪取得驕人的百分之九十八及格率時,我興奮得徹夜難眠,也經常向我的學生提及母校的驕人成績。現在雖身在遙遠的美國,但五十年的聚會,我一定會前來參加。」是的,人生難得多少個五十年,五十周年的聚會,我一定會前來。

注:

《激流女將》是福建同鄉會舞蹈組創作的一個著名舞蹈,寫七名女青年在潮水湧現時,為了拯救公家財產而奮不顧身地與洪水搏鬥,終於戰勝了洪水,搶救了公家財產的故事。這個舞蹈在六六年上演後大獲好評,由長城電影公司將之錄製,搬上了大銀幕。施麗華是該舞的演員之一。

《桃花搭渡》是福建高甲戲的折子戲,在福建鄉人中屬家知戶曉的劇目。故事講一位靈巧美麗的婢女桃花,為替小姐送情書,晨早搭渡過河,在過渡中向渡伯講述自己此行的目的,表達助人為樂的主題。施麗華在唸中三時扮演女主角桃花,在高陞戲院上演。

9、由彭麗媛歌劇選唱想起

前天,無意中觀賞了彭麗媛《中國歌劇經典唱段》的視頻,全長約兩個小時,選唱了建國以來最膾炙人口的歌劇《白毛女》、《紅珊瑚》、《洪湖赤衛隊》、《劉胡蘭》、《小二黑結婚》、《黨的女兒》和《江姐》等歌劇的經典歌曲,這些歌劇,除了《黨的女兒》一劇外,其他的都是文革前的作品,經歷數十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仍為人所樂聞的優秀作品。

只知道彭麗媛成名早於宋祖英,但對這位有可能成為未來第一夫人的女歌唱家卻一直沒有甚麼認識,只偶爾在Youtube聽到她的幾首歌曲,直至現在聽了她的歌劇選唱,才算對她有進一步的認識。她的嗓音柔潤而甜美,高音區細膩柔美,敘事時娓娓唱來,懇切自然,長音時氣足音準,乾淨利落。更難得的是她在唱這麼多的不同歌劇,都能在歌唱風格上盡量接近原唱而又有所創新,唱《北風吹、紅頭繩》既有當年王昆的嬌憨,復有王昆所沒有的柔美;唱《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既有郭蘭英的活潑樸實,復有郭蘭英所沒有的婉轉輕柔;唱《海風陣陣愁煞人》既有趙雲卿的甜美期盼,復有趙雲卿所沒有的剛毅;唱《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既有王玉珍的深情激情,復有王玉珍所沒有的秀美;唱《五洲人民齊歡笑》既有蔣祖績昂揚激情,復有蔣祖績所沒有的圓潤清婉。她既繼承了前輩的優點,復又有所創新發展,這應是她對中國歌劇演唱方面的貢獻。更值得一提的是,她真的是進入了角色之中,歌中的喜怒哀樂,深情激情,都把捏得當,感人至深。

觀賞彭麗媛《中國歌劇經典唱段》,除了欣賞這些久違了的歌劇名曲之外,更多的是由這些歌曲所牽起的久遠的回憶。可以說,我的成長,我的學習,我的人生價值取向,都受了這幾部歌劇的影響。

小時候在香港,接觸這類人人談而變色的左派歌曲的機會並不多,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了《洪湖水浪打浪》,立即被那優美的旋律吸引了,於是開始想方設法地去接觸這些歌曲,也把自己省下的零用錢積存下來,到國貨公司的唱片部或是銅鑼灣的藝聲唱片公司選購心愛的唱片,於是,《洪湖赤衛隊》、《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就是在這時候買下的,那時我還是小學六年級呢。

上中學後,班主任是天津音樂學院來的男高音歌唱家蕭聲老師,蕭老師是一個很隨和的人,那時我正在一邊學二胡一邊學樂理,他熱心地鼓勵我在音樂修養方面下功夫,借了大量有關音樂評論的書給我,還不時和我談論樂評中的各項觀點,後來我學作曲,他就將一些樂譜交由我編寫鋼琴和樂隊的伴奏,他為藝聲唱片公司灌錄的個人獨唱專輯時,其中《星星索》、《我的花兒》的伴奏譜就是由我編寫的。由於音樂的關係,我們亦師亦友,後來還一起搞了很多演出,我搞海暉的時候,他還熱心地當了合唱團的顧問。只是我離港前由於工作的關係,大家少了聯絡,移美後更是失去了聯絡,如今想起,還是掛念得很。

那時在香港,找大陸歌曲的譜子並不容易,更遑論是歌曲的伴奏總譜了。記得中三時,班裏來了一個插班生叫莊玲玲的,她的歌唱得很好,原被選入福建音專附中,但因要移居香港而作罷,她唱《洪湖水浪打浪》是一絕,在一次演出時,她要樂隊伴奏,但又找不到樂隊的伴奏譜,蕭聲要我邊聽唱片邊記伴奏譜,於是我就一邊記一邊按我們樂隊的實際聲部,編寫了伴奏譜,這也是我第一次編寫的譜子,那次的演出很受好評,也因此而引起了我對記譜、編曲的興趣,此後更不時聽着北京的中央廣播電台,記錄「每周一歌」,並把這些歌曲教同學們唱,印象中,《我們走在大路上》、《大海髚行靠舵手》、《社員都是向陽花》、《唱支山歌給黨聽》等歌都是那段時期聽收音機記錄下來的,可以說,在香港,我們是第一批唱這些革命歌曲的人。莊玲玲後來離校就不再有消息了,反而她的妹妹還有些消息,她是當年是培僑中學的鬥委(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委員),和曾鈺成、程介南、伍嘉敏是「戰友」,可惜後來也沒有消息了。

《白毛女》是我第一次購買的唱片,那時還是七十八轉的唱片,一首歌唱到一半就要換第二面。當時並不以此為苦,因為已被王昆那甜美的聲音所吸引,可惜我並沒有觀看過歌劇的演出,後來《白毛女》被改成了現代芭蕾舞劇,就更無緣一睹這齣歌劇了。雖說未能目睹這齣歌劇,可是和《白毛女》還是結下了不少緣,我曾經參加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歌劇《白毛女》歌曲演唱會,這是由香港福建商會主辦,我是樂隊的成員,由張英榮指揮,唱楊白勞的是蕭聲,唱喜兒的是許真真。這次演出在圈內中引起了轟動,我們原想乘這次的盛勢再搞一場音樂會,我也答應擔任獨奏,可惜後來因種種的原因腹死胎中。七二年夏天,母親赴上海看病,我也乘着暑假到上海探望母親,住在上海國際華僑大厦,有一天,僑務辦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到我房中,說是有上海芭蕾舞團演出《白毛女》的門劵,我喜出望外,立即要了當天晚上的門劵,獨自一人前往觀賞,演出很精采,只是先入為主,還是認為以歌劇的形式演出會更完美。
白毛女歌曲聯唱

記得《江姐》在六十年代推出時非常的轟動,我在初中時就讀了小說《紅岩》,書中的烈士江姐形象非常的感人,六六年空政文工團排演了歌劇《江姐》,並到深圳演出,盛況空前,真的是一票難求。當時我們屬香港愛國音樂工作者,受到了優待,被安排分批到深圳觀賞空政的演出。這是第一代的歌劇《江姐》,由蔣祖績扮演江姐,後來的唱片也是她唱的。演出後,我們到後台和歌劇的的演員們握手見面,也從他們手中拿到了歌劇的主要歌譜。當晚我們返回香港後,餘興仍濃,拿着歌譜演奏了起來,張英榮的太太是女高音歌唱家,拿着譜,在我們的伴奏下,唱起了《紅梅贊》、《五洲人民齊歡笑》等歌,一時之間,革命英雄的動人事蹟就在我們的樂聲中重現,這一次的即興演奏,在今後的人生中,不時浮現在我的腦海,那種激情,真的令人回味。可惜的是,張英榮已作古,不知張太的現況如何?而作為第一代的江姐演唱者蔣祖績,現在移居温哥華,真的有物是人非的感歎!

歌劇《小二黑結婚》,對香港人來說頗為陌生,我是從郭蘭英的一張專輯唱片中聽到了《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之後,深被小芹那深情痴情所吸引,一直想將這首歌搬上舞台。但在香港要找一位聲音甜美而又略帶土腔的女高音並不是一件易事,後來聽到顧錦華的演唱,我想我終於找到適合的人選了。顧錦華在上海音樂學院的聲樂系學唱歌,具有甜美的聲音,又有民族唱法的根柢,當時她是鳯凰電影公司的明星,我參加了影聯(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樂隊,演出《黄河大合唱》時,她和石慧是唱《黄河怨》的AB角,聽到她的歌,我就認為她是唱《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這首歌的不二人選。後來東初指揮文協的樂隊時,我就遊說他請顧錦華唱這首歌,當時伴奏的板胡領奏就由我演奏,演出很受好評,這也算是一次很有記念意義的演出。可惜,現在東初也已作古,顧錦華呢?我在七三年負責籌畫學聯(香港大專學生聯合會)的第一屈中國周開幕音樂會時,曾邀請她擔任獨唱,這次之後也就不再有聯絡。最近我在Google搜索,只找到她當年為風行唱片公司灌錄的獨唱唱片,以及聽到唱片中的其中一首歌《姑娘生來愛唱歌》,聲音仍是記憶中的甜美,可惜消息已杳,也不知她現在身在何方了。

這些歌劇對我學習音樂之路的影響很大,但更重要的還是對我的人生觀的影響。韓英、江姐那種為理想,為解救天下百姓而犧牲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每當聽着韓英唱《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江姐唱《五洲人民齊歡笑》時,她唱道:

    「到明天
    到明天山城解放红日高照
    请代我向党来汇报
    就说我永远是党的女儿
    我的心永远和母亲在一道
    能把青春献给党 献给党
    正是我无上的荣耀
    无上的荣耀
    到明天家乡解放红日高照
    请代我向同志们来问好
    就说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
    我的心永远和战友在一道
    我祝同志们身体永康健
    为革命多多立功劳
    多多立功劳
    到明天
    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
    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
    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
    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
    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

每當我聽到這段唱詞時,熱淚就不能自禁地沿眶而下,甚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重聽這些歌曲時,仍會忍不住淚盈滿眶。先烈們那種為理想鞠躬盡瘁,洒熱血,抛頭顱在所不措的凌雲壯志,是當年鼓舞我們那一代愛國青年在港英管治下不息戰鬥的動力,現在想起來,可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環觀我們那批人,有的在理想破滅後心灰意冷遠走他方,有的緊跟中央,如今在香港政壇上意氣風發,雖然是各有各精彩,但當年大家都是熱血青年,抱着一顆為國家盡力的熱心,在那段歲月中,大家那崇高的志願是不容否認的,所以,盡管大家現在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當年的友誼仍是在的,大家有機會見面時,仍是非常親切的。

回想那一段日子,還是真值得懷念的,起碼當時真的懷着為國盡力的一番忠誠,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唸書,學藝,都抱着一個政治任務,所以日以繼夜不怕辛勞,也因此學得不少的學問和技藝。但是,這些都不能抵得上那種理想破滅的痛苦與失落。面對目前的政治現實,我真的懷疑當年的滿腔熱血是否空抛了。正如第三代電影《江姐》扮演者丁柳元所說:「人到底為了什麼活着?為了這樣的信仰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值嗎?如果江姐能看到今天我們的生活和思想,她會怎麼想她當年的犧牲?」這話也是我一直深思的。

(請點擊前往觀賞彭麗媛的歌劇演唱)

8、悼施能銘

八月十四一早(香港時間八月十四日晚)接到陳明鋒的電郵,得悉施能銘因心臟病逝世,心中頓時如垂了一塊鉛塊般沉重,海外各好友都通電通郵,悼念這位昔日的好友,也因此,掀起了塵封的往事,幾天來,一閒下來,與能銘一起的往事就如一幕幕的電影般湧上心頭。

與能銘相識四十四年,其間可憶者,可記者,何只千萬! 他與我同年入讀中文系,因為他的坦誠,他的隨和,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在入學不久當選為系會副主席,負起了團結系中同學的責任,搞了很多活動。能銘是我的好拍檔,總是任勞任怨地做其名譽「總務」,野火會時我負責買食物腌食物,他則負責買炭抬炭,凡是粗重的工作他都幹,於是,百花林、大網仔、橋咀、龍蝦灣,都留下了我們青春的歲月,都蕩漾著我們的歡歌笑語。這些歡樂的片段,背後都飽含著能銘的默默奉獻。

有段時期,同學們經常爬過獅子山,到沙田踩單車,到馬料水扒艇仔;或是乘車入元朗,到泰園玩水上單車,到譚少珍的家擺龍門陣,到洪水橋張士雯的家吃茶瓜。這多姿多采的活動之後,我們總會在外面晚膳,於是,為眾人舀湯,收錢計數,又是能銘的工作。他,就是以他的無私奉獻,以他的「抵得惗」而贏得同學的敬重。

那時我也拉他到學生報任編輯,那些最花工夫、最繁瑣的的事,又全落到他的身上,空堂旳時候他孜孜不倦地做校對,放學後他舟車勞頓地奔赴在北角和富道的印刷公司看版催版,學生報期期能準時出版,這內裏有著他的無數辛勞。這些不為外人所知的「儍事」,他無悔無怨地埋頭苦幹。這種風骨,又豈是那些只做了些少好事就要大書特書的人所能望其背項!

七〇年,為了聯繫部份大專生,我拉他加入了籌組的工作,於是,張適儀、莫婉芬、李國強、朱鑑泉、何兆佳和我們倆成了「海暉文化學社」的始創者,由租社址、籌租金、買家具、置設施,能銘都竭盡所能地參加。社創立初期,經濟來源匡缺,開源是最大的課題,除了二胡班之外,温書班也是一個重點,能銘就是温書班的主要負責,由招生、 招募導師到安排上課時間,都是他的主要工作,學習之餘,聯絡學生與導師的感情,更讓他花了無數的心血和時間。至於社每次的旅行、座談會、音欒會,他就是當然的總務,旅行時雜項的採購,用具的搬運,音樂會的票務、場刋、演出時後台的搬運,前台的招待,他都費盡心機地妥為安排。他就如機器中的一個不起眼的鏍絲釘,默默地運作,為機器的順利工作而獻出力量。

温柔敦厚的能銘,卻也有一顆熾熱的心。記得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秀茂坪雞寮因大雨而引發山泥傾瀉,無數人家破人亡。我們社除了組織同學往災場訪問外,並立即租用香港大學的陸佑堂舉行賑災義演。一向低調的能銘,主動提出組織温書班的師生演出朗誦。他就利用排練的過程調動師生對社會的關懷,記得那次他選了杜甫的《兵車行》,演出時由我和翟惠洸在幕後演奏《江河水》作為背景音樂,沉痛悲涼的詩歌牽動了觀眾的心,也使參加演出的温書班師生多了一份參預的自豪感。

七三年秋天,社的音樂會上演我和翟惠洸一起編寫的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我邀請了一群音樂界的朋友幫忙以加強樂隊的實力,也由於這樣,演出時要招待這批朋友的飲食,後台的工作量大增。能銘除了負責票務之外,還要為場刋的廣告奔走,為聯絡琴行搬運三角琴而忙,為招待這批外援而忙,演出時他又組織了前台的招待,這次的演出很成功,是海暉建社之以來的一大盛事,相信如果沒有能銘的默默奉獻,演出未必會如此的順利。

七二年,我婉辭了鍾期榮博士請我到樹仁大專部任註冊主任的邀請,向她推薦了能銘。鍾博士請能銘在中學部任教文史科。能銘諪諪教導,以身教引導學生走向人生正途,在他春風的沐浴下,桃李蹊下芬芳馥郁,極獲學生的尊敬。他專心於誨人,十年如一日,直至文理在柴灣建校才離開樹仁。在文理他更如魚得水般落力教課,直至退休。三十多年來,在他言教身教並重之下,為社會造就了不少的有為青年。

因應形勢的需要,「中流戲劇社」、「聲藝音樂社」先後併入海暉,海暉易名旭暉,社務比前繁忙而興旺,後來,為了各自不同的原因,海暉創社的各人紛紛離開了旭暉,只餘能銘仍一如既往般默默苦幹,他是維繫海暉舊社友的主要橋梁。踏入九十年代,社團大都已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旭暉結束,能銘參預了處理社產的善後工作,他和明鋒、文闖諸君促成了動用社產,在中國大陸的窮鄉僻壤興辦希望小學的盛事,為中國貧窮地區的教育盡一分心力,這工作竟一做就十多年。我常說,做好人好事不難,難的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做好人好事,能銘的一生都在做好人好事,這是我們所深深感佩的。

不說不知,温文敦厚的能銘一直不懂君子好逑之道,這使我們這些好友為之急煞。於是由我和張適儀權作冰人,為他和珍瓊撮合,一段美滿婚姻由是產生,他們風雨同舟,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相扶相依,每想至此,我就深感欣慰。現在能銘遠離了,悲傷是免不了的,但我深信,珍瓊定能從悲傷懷念之中走過來,堅強地繼續能銘未完的路,這是能銘的心願,也是我們一班好友的期盼。

僅以下面的輓聯為能銘送行,願他的高風亮節永遠活在我們的心坎。聯曰:「 憶風華正茂 侶同儔 揚正道 獅山遠眺 沙田飛舟 勞怨不辭君稱能      念韶光漸去 沃桃李 倡國是 海暉建社 僻壤興學 貲力兼施眾謳銘」

7、為甚麼我會寫食譚

最近,突然間興致勃勃地寫了數篇食譚,而且樂此不疲,看來還會繼續寫下去。 民以食為天,食,確是很重要的。 自小就愛吃,母親又精於烹調,潤餅、炸鰻魚、炒米粉、紅蟳飯、蚵仔煎、蒸老蛋、蟹籽炒鴨蛋、炒麵線、東歸燉雞、還有各式燉品,各式餅食,琳瑯滿目,食味之佳,至今無人能及。 那時候,放學回家,一邊掛著書包,一邊就問:「媽,有甚麼吃的?」母親就會從厨櫃中拿出早已準備好了的美食,我就大模斯樣地坐下,恣意地享受那美味的食物。享受的何只是食物,還有母親那份驕縱,那份濃得化不開的愛。

中學時期開始玩音樂,也不知是真的如眾人所說的我的演奏有種靈性,還是那時蜀中無大將,總之經常會有機會為電影配樂,為唱片公司灌錄唱片,一同工作的樂友見我是小孩,總是特別的關照,工作完畢,必定帶我到各著名食肆大飲大吃,他們付鈔(一般都是指揮東初),我則負責把各種美食塞入肚中。座中多是識飲識食之士,進食之餘,品評枱面上的食物,於是吃之餘,也學了不少品嘗之道。後來竟也以玩票的性質,為報章寫起食評。 吃得多了,但卻沒有實戰經驗,如何煮?全不懂。

直至母親染病,親戚勸母親返鄉間養病,母親說我一直只懂飯來張口,如果她返鄉間,誰來照顧我的三餐?為了使她安心養病,我對她保證,一定會學好煮食,照顧自己。就這樣,我開始學煮食,將以前吃到的,嘗試自己煮出來。每個星期寄給母親的信,就是向她報告自己煮了些甚麼,我想,母親會因為我真的懂得煮食而放心養病吧。 我學東西的最大優點就是全情投入,每學一樣東西,一定全力以赴,同時,也必定每事問它的原因。記得在香港學駕駛汽車,初初跟的師父只懂駕車,我總要問為甚麼轉彎時要「偷駄」?為甚麼轉「波」要吊「架力子」(clutch)? 常問得師父口啞勞氣,結果是考車「肥佬」。至於煮,也是凡事必問,沒有人問,就自己嘗試去找答案,這才發覺,很多人煮菜都是憑經驗,但為甚麼要這樣煮?為甚麼落鑊的次序要這樣,則十個厨師有九個不知其所以然。幸好還有懂得道理的,於是我就東問西查,也有了些心得,我曾寫信告訴母親,除了要用大油鑊炸的如炸子雞,燒乳鴿之類的東西,其他的,大至一鍋紅燒雞絲翅、糖心吉品鮑,小至一碟臘味炒芥蘭,我都做得很地道,所以當她病愈後,我會煮一頓孝敬她。

怎知當我有能力奉養她時,她卻撒手離開了,我常常欷歔地說,這是我福薄,連煮一頓飯給母親吃的福氣都沒有。「子欲養而親不在」,這種痛徹心脾的悲傷,也只有失去父母的時候才能體會。

結婚後,妻的身體一向不好,我也就順理成章成了一家之煮,那時收入不多,扣除供樓之後,所剩無幾,對於吃來說,也得精打細算。不過,我們還是很注重吃的情趣。我比妻早下班,寒冬時,我會一早準備好打邊爐的材料,待她下班後,就來一個熱辣辣的火鍋晚餐。有時到街市買半斤游水蝦,半斤菜心,十元牛肉,於是,她一下班,我們一碟白灼蝦,一碟沙嗲牛肉,加上一碟炒菜心,一邊吃,一邊看著電視中播映的《陸小鳯》。那種日子,窮是窮了些,但卻是很温馨的。 兒子出世後,請了菲傭,親自下厨的機會少了,但教菲傭煮,則是理論和實踐的另一種結合,反而對如何才能煮得好更有心得。

來了北美之後,這裏的餐館沒有香港的多姿多釆,要吃些別緻的,就只能自己動手了,於是,煮又成為了我的日常工作,一邊煮,一邊就得四處找找食材,因應這裏的食材而變花樣,經多年的累積,也創製了頗多菜式。 這時,也經常參照別人的食譜,這才發現眾多的食譜都只是千篇一律地列出食材、調味料和煮食步驟,其他的則付之闕如,所以讀食譜就如讀一份實驗報告般的枯燥乏味,我想,這種食譜並不能提升煮食的藝術。 環視古今,也只有清代的袁枚,以他個人四十年的飲食體會,結合前人的美食經驗,歸納出中國古代烹飪技術的獨到心得,完成了中國美食界的劃時代巨著《隨園食單》。這裏面有涉及烹飪的選料、初步加工、配菜、火候、調味、裝盤、上菜等環節,論述精采,耐人尋味。他詳細記述中國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所流行的342種菜餚、飯點、茶酒的用料和製作方法;書中不僅有理論、有總結、有評介,且有實踐、有體會、有闡述;立論精闢,文字生動,深具借鑑價值,被譽為250年來烹飪文學的經典之作。 當然,要寫一部這樣的著作,必須窮一生之財力、才力,不是我們凡夫俗子可以企望而得的。但是,如能在食譜中加入各種食制的傳說,介紹食材的營養價值,兼涉及有關食物的感情回憶,加上以個人的經驗解釋為何要這般去煮這道菜的原因,這未嘗不是將食譜提升到較高的一個層次的方法,而讀上來也多了一重知識味,多了一重人情味,這該是一種不錯的寫作方向。

我將自己的意圖告訴翟惠洸,她也表示有興趣,於是我就在這裏開闢了「食譚二重奏」,你一篇我一篇地寫了起來,這也是樂在其中的一回事。青年時代我們在音樂上合作愉快,現在就再續前緣,在譚食舞鏟的二重奏中譜新歌吧。 當然,朋友中有興趣者,大可加入,這樣,二重奏就變成了交響曲,這麼一來,我的這塊自留地也就果實豐碩,熱鬧紛紛了。 朋友,開飯啦。

6、翟惠洸《三門峽暢想曲》(轉載)

按:翟惠洸剛寫了《三門峽暢想曲》,我將之登在她的專欄中,但意猶未盡,就作一次文抄公,借來收入在我的「往事足堪回味」專輯中,以誌我倆的一段合作經歷。

三門峽暢想曲

翟惠洸

《三門峽暢想曲》是一首二胡獨奏曲。正確地說, 應該稱它為二胡鋼琴合奏曲, 因两種樂器的份量不相伯仲。作曲家劉文金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青年作曲家, 而《三門峽》則是第一首運用西洋記譜法並配以鋼琴伴奏的二胡曲目, 可説是中西樂器配合創新的作品。該曲描劃六十年代於長江上游近四川的地區截流建造堤壩的景象。建壩是否明智, 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音樂家向有為政治服務的傳統,尤其是在中共政權成立初期,規定文藝必須面向工農兵群眾,宣傳愛國愛黨,音樂家也只好在這些條框下去盡情發揮了。這就有些像數百年前在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在歌頌上帝的大原則下,音樂家和藝術家透過宗教主題去宣發內心的感情一樣。然而就音樂而言, 《三門峽》揉合了中樂的民族特色與西方傳統和聲的豐富色彩, 全曲洋溢着激昂的情緒, 劇力萬鈞, 十分動人。它成為深受歡迎的二胡曲目,是不無原因的。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觸此曲已着迷不已, 因為它的鋼琴伴奏寫得異常豐滿, 而且很pianistic (即甚適合鋼琴的指法) 。與我合作的二胡獨奏者乃吳榮欽兄。吳兄現已移居美國, 過着優悠的半退休生活。當年的吳兄, 風華正茂, 不但為人瀟洒, 文章了得, 且寫得一手好字, 拉得一手好琴。吳兄在音樂比賽中屢獲殊榮, 又是中樂民樂隊的活躍分子。除了是二胡高手外, 他對其他民族樂器亦有所認識, 並集編曲指揮於一身。我在音樂上與吳兄有頗多合作機會, 從他處學習了許多有關中樂的知識和演繹技巧。回想我俩合作把揚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改編為鋼琴與民樂協奏曲期間, 一起艱苦奮斗之餘, 聯同另一名笛子高手楊烈山兄到北角碼頭一帶的大排檔大嚼豉汁炒蜆, 伴以青島啤酒, 自封為啤酒黨徒, 正所謂青春無敵, 豪氣萬千! 那真是一段難忘的歲月, 此乃題外話。

暢想曲的曲式結構較鬆散, 適合於以舒發内心感情的作品。它由數個在情緒上有所對比的樂章組成, 但在演奏時不作停頓, 一氣呵成, 化高低起伏的情感為連續的音樂詩篇。《三門峽》 全曲基本上可分為五個樂章: 序曲, 活潑的快板, 優美的中板, 熱情的中快板以及快板結束段。

序曲如文章的序。 顧名思義, 它的的功能是為主體樂章的來臨作情緒上的準備, 帶引觀眾進入主題的樂境。例如莫扎特的《D小調幻想曲》(K397), 便是以一段分解和絃作為引子, 憂傷深沉的琴聲, 為全曲的氣氛定了調。 《三門峽》的序曲, 先由鋼琴以分解和絃與琶音奏出充滿感情的前奏, 描劃了江水滔滔, 汹湧澎湃, 繼而漸趨平靜, 卻又餘波未了。微波輕蕩之際, 二胡像獨立江邊的詩人, 凝視那悠悠江水, 深情地詠歎, 琴聲則輕柔地附和着。隨着樂思的發展, 情緒漸入高潮, 二胡激昂高歌, 鋼琴則以一段氣勢磅礡的華彩獨奏, 結束了序曲樂段。序曲寫得很美, 很有氣勢, 聽眾的心一下子便被抓住了。

序曲為主體樂章鋪排了暢想的旅程。首站是一段節奏明快, 充滿舞蹈元素的活潑快板。這樂章表達人民對建設水壩的興奮心情。熱烈過後, 歌唱性的主题出現了。這個優美動聽, 稍帶激昂的旋律, 是全曲的靈魂。它既富民族音樂的特質, 又朝氣勃勃。旋律重複了两遍, 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全曲的樂境: 激情澎湃, 充滿自豪, 反映了中國大陸典型的樂風。這個旋律在音樂往後的發展中, 還會以不同的形式重現, 而且色彩更豐富, 感情更深厚。

接下来的樂章, 是抒情的中板, 它與上一段的快板形成强烈的對比。正如人的情緒在激動熱烈過後, 需要安靜下來, 細味回首。整個樂章深情細膩, 旋律優美。二胡與鋼琴經常一唱一和, 好像一對老朋友互訴衷情。此外, 這樂章具有濃厚的民族鄉土味道, 對鋼琴的演繹是個考驗。我們知道, 二胡雖然只有两根絃, 在演奏某些調性的時侯有所限制, 然而這恰好也是它的優點, 令它有很大的空間去發出抒情的顫吟(vibrato)和滑音; 這些樂音是中華弦樂的特色, 它散發着濃濃的民族韵味。然而鋼琴属於敲擊樂器, 每一個鍵只能發出有限度的泛音, 而無法揉弦令它作明顯的振顫, 更不能發出弦樂般的滑音。因此當两種樂器合奏時便需要互相協調, 不然便會出現性格分裂的情形了。此外, 鋼琴手接觸的曲目以西樂為主, 演繹中樂殊非易事, 這存在着文化差異的問題。技術只不過是工具, 而文化素養的累積, 樂曲精神的掌握, 則浸淫需時。音樂藝術的殿堂, 是一磚一瓦地建成的。作為音樂工作者, 長路漫漫啊。

言歸正傳。優美中板之後, 是熱情的中快板。這樂章的節奏雖然與第二樂章的快板類同, 然而在内容和情感上已發展得更加豐富充實了。它開首的旋律, 充满讚歎之情, 並富總結的意味。 隨着樂思往前推進, 音樂進入全曲熱情激昂的高潮。此時, 二胡與鋼琴同時奏出一伏又一伏如瀑布下瀉, 如巨浪衝天的樂句。至此, 江水滔滔, 汹湧澎湃, 水壩傲立, 民情高漲的景象, 活現眼前。最後, 鋼琴以强力的八度在鍵盤上來回飛梭, 以延長的和弦顫音高低震蕩, 預示着終曲的到来。

音樂與文章一樣, 講求樂思的邏輯發展, 以及樂段間的起承轉合、前後呼應。《三門峽》的快板結束樂章, 猶如一篇文章的結論。在這裏, 二胡以更豐滿的感情, 重現第二樂章活潑快板的主旋律, 鋼琴則配以更堅實的和聲, 共同表達激動的暢想情懷。這結束樂章有點像古典音樂奏嗚曲式的「再現部」(recapitulation), 它雖然重複乐首「呈現部」(exposition) 的主題素材, 但對於整體而言, 已經具有新的意義。那是樂思旅程的終站, 各種高低起伏, 甚至是互相衝擊的情緒, 在這兒都得以緩和或舒發了。

《三門峽暢想曲》由序曲的二胡詠歎調為始, 經歷了歡快、抒情與激昂的樂章, 最後在一片樂觀豪邁的氣氛中結束。演奏《三門峽》,不但奏者過癮,聽者亦過癮。在不少有二胡手參與的聚會上,朋友們都要求我們玩《三門峽》。它這麼受群眾歡迎,我想是因為它雖為民樂,卻有西樂的特質,使音樂語言更飽滿豐富,而且旋律優美抒情,充滿激情之故。

你也許會問我,在演奏《三門峽》的時候,可有想到建壩的情景?最初學習它時,為了「入戲」,亦曾經想象過自己為現場一分子,但熟悉了以後,它的音樂已化為一種抽象的抒情與激情融化在我的感情中。這就是音樂神秘的力量。凡是好作品,聽者都會根據自身的性格和經歷進行不同的解讀和吸收。《三門峽》雖然不脫「大陸味」(這自有其歷史原因),但它的激情發自內心,音樂言之有物,因而能感動人,不像某些內容空洞,為激而激的作品,裝腔作勢,充滿矯飾,流於低俗。音樂跨越了政治,但因為它是抽象的藝術,表達的乃情緒的本身,故音樂也能被政治所利用,這正是它詭秘之處。有說納粹利用貝多芬的音樂以鼓動民情,但你能說貝多芬與納粹有關係嗎?

另一首由劉文金創作的二胡和鋼琴合奏曲,乃《豫北敘事曲》,可謂是《三門峽暢想曲》的姊妹作。《豫北》也是我甚為喜愛的作品,它還出版了大提琴版本,以低沉雄渾的大提琴音去演繹,又別具一番韻味。此外,我還有機會接觸不少改編自二胡獨奏的大提琴和鋼琴合奏曲目,如《江河水》,《良宵》,《二泉映月》等。我亦為一些二胡曲編寫過鋼琴伴奏,包括《蘭花花》,《春思》,和《賽馬》。最為得意之作便是為《秦腔敘事曲》編寫的鋼琴伴奏,我在鋼琴部份加進了中國戲曲的元素,以突出樂曲的鄉土味。我愛看京戲,亦熟悉殷誠宗改編的鋼琴伴奏《紅燈記》,因此在寫作時能有所借鏡,得以保留和表現了原曲的風格。這是我眾多音樂活動中一項值得懷念的「傑作」,禁不住在此要吹噓一番。與欽兄在台上合作《秦腔》,亦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舊事了。

吳榮欽的回應:

與翟惠洸在音樂上的合作,是我在音樂演奏生涯中的最愜意時光。我雖是搞中國音樂,但骨子裹還是最愛西洋音樂,學作曲、指揮的時候,接觸的更全是西洋音樂。不過,那時的政治認識使我傾情於中國音樂。
我們的《三門峽敘事曲》演奏被很多愛樂者所推崇,除了演奏技巧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那種水乳交融的合作,特別是那段抒情的中板,我們那種心靈契合的柔柔輕語,更是此曲的經典,此後很多名家演奏這首樂曲,儘管技藝可能超越過我們,但在這段的演奏,卻似乎未發現有人能如我們那般的契合。移美後,曾與一位鋼琴家合作,準備也奏《三門峽暢想曲》,當她聽到翟惠洸與我的演奏錄音後,立即打退堂鼓,因為她知道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超越我倆的演奏水平。
可能是大家的經常合作吧,惠洸編寫的中國樂曲也越來越有中國味,二十五年前我們的音樂會,我把《秦腔主題變奏曲》交給她編寫鋼琴伴奏,這首富有河北綁子地方戲曲風味的樂曲,要用鋼琴來演奏,這簡直是靠害,但她卻在殷誠忠《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啟發下,居然寫出了戲曲味很濃厚的伴奏,當年的演奏也很是滿意。
俱往矣,人生還有多少個二十五年?前此與同事劉永耀通電話,他還問起我何時會與惠洸等朋友再搞個音樂演奏會?我答他是遙遙無期。不過,回心一想,「誰道人生無再少」,說不定某個機緣到來,我們又會再「癲」起來,在北美或是在香港再搞它一次。希望在人間。

5、悼喬利忠

阿喬去了二十日了,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沉重得不能為他寫篇悼文。
零七年,我得知他的腦部有腫瘤,心中很是懸念,十月中,我返港,第一時間和劉永耀、朱偉霖到他家中探訪,當時正是他往醫院接受治療的前夕,精神仍是很好,聲如洪鐘,談笑風生。在我返美前,儘管他在接受治療後顯得很倦,但仍在電話中和我談了很久,一如既往的樂觀,我們殷殷道別,互道珍重。
返美後,他的病情一直是我所關注的,我因怕騷擾他,不敢致電給他,只是從李宛珊的電郵或是舊同事處打聽他的近況,知道他雖也做過三次手術,但情形還是令人樂觀的。記得李宛珊在瀏覽我的Blog後對我說,希望阿喬也能有自己的Blog,可以把他的所思、所感寫下。我鼓勵她要促成其事,惜未能成事,這不獨是阿珊的遺憾,也是我們一班老友的遺憾。
三月二十九日,我的心很不安寕,好像意味著香港的同事會有事發生般,致電劉永耀,得知他剛和錢樹堂到醫院探完阿喬,情況難以樂觀。我心中很是不安,致電李宛珊,她卻不在家中,我沒有她的手提,終於未能聯絡上,只是盼望吉人天相,他會好轉。
四月二日中午(香港時間是四月二日深夜),學生曹桂卿聯絡到我兒子,要他轉告,喬sir已於當晚離開了。我聽到消息後,心情沉痛得無以名狀,真不能相信那大大隻隻,生龍活虎的人,就這麼離開了人世,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兩個女人__喬李宛珊和女兒。
和阿喬相識相知三十九年,他是我的學弟,記得那年的迎新營在粉嶺浸會園舉行,其中有個節目是騎單車逛粉嶺市鎮,他不會騎車,就坐在我的單車尾,當然,當時的他身型瀟湘,也只不過一百二三十磅吧。瀟湘不再,所以他經常向同事和學生提起此事,以炫耀他曾擁有如此標準的身材。
公理陸運會
我們先後在公理執教,正是書生意氣,豪興飛揚的歲月,同事中如劉永耀、何儉安、錢樹堂、鄧福啟、黃鐵森、還有他,都是氣味相投的青年,經常在我家中相聚,飲酒談天,談工作,談理想,往往通宵達旦。當時的公理還未成為津貼中學,教師的待遇比起津貼中學是差了些,我們為了幫同事們爭取福利,發起與校長和校董會討論薪酬一事。這是很敏感的事,發起者都有被炒的準備,阿喬是長子,除當海員的父親負擔家中開支外,身為長子的他也須負起部分的責任。我勸他不要參予,他則說,義之所之,計不得那麼多了,毅然加入發起者行列。他就是這樣為同事的福祗,不計個人得失。記得九四年,學校想在教師比例上作改變,這改變對舊同事的遷升有影響,他和我私下找校長,坦誠地痛陳得失,要校長多寶貴和照顧舊同事。這種為同事而敢言的精神,令我感動。聽說後來他已沉默了,已成了金人。孰以致之?孰以致之?我想,這固然是阿喬的不幸,這又何嘗不是學校的不幸呢?
公理陸運會
對同事,他是關懷備至的,無論同事中誰人家中有紅事白事,他總會出席;同事中無論誰因病入醫院,他總會抽空探望。曾經有個時期,他主催幾位同事,出錢出力,在午膳時間煲湯水以供同事飲用,每次他總是大抽細抽地一早就把煲湯料帶來,他的名湯是花旗蔘雞湯,總是見他把大大包的花旗蔘倒下,三四隻雞整隻放入大鍋中,煲他數個鐘頭,午膳時,同事們就人手一碗地喝起湯來,接著,他又和數名同事蹲著清洗湯鍋和湯碗。逄年過節,他總是把家中的月餅、曲奇餅拿來學校,放在教員室中請同事吃。至於間中買些點心零食來請大家吃,更是家常便飯,數也數不清。能得同事的擁戴,這是自然不過的事。
在同事的喜宴上
蘇sir的歡送宴
對學生,他也是盡心盡力,他那洪亮的聲線,亦莊亦諧的語言,生動的表情,是吸引學生專心聽課的法寶。更難得的是他視學生為子女的那顆愛心,畢了業的學生,很多視他為「契爺」,結婚時,更以能請得他出席為榮。當然,無論他多麼忙,也總會抽空出席舊生的婚禮。前個星期,曹桂卿剛在skype和我聯絡上,她充滿感激地對我說,她去年結婚時,喬sir已是行動困難了,但仍柱著枴杖參加她的婚禮。是的,他就是從不放過表示對學生的愛的機會。
有個時期,他也迷上了篆刻,我要他從練字開始,他說,太花時間了。於是,由我替他寫印稿,再由他操刀刻就,最後再由我幫他刻上邊欵。我們這種合作的圖章,流傳頗廣,相信不少的同事、學生都可能有他的手澤吧。
他知我信我,在我負責訓導處時,每因學生的需要而推行一些新措施,這些措施有時也會為同事帶來額外的工作。阿喬從不會在教師會中提出異議,即使不明白,也總是私下詢問,直至我解釋清楚為止。他往往說:「欽公叫到,必不會托手㬹。」這並不是私人感情使然,這是他知道我的為人,從不會損害同事和學生的利益。得友如此,夫復何求。
阿喬走了,為我們留下了無窮的追憶,無窮的遺憾,在喪禮的當天,舊同事,舊學生紛紛前往送他最後一程,這正表示大家對他的懷念。我遺憾未能送他的最後一程,也遺憾未能在他的喪禮中為他寫上一付輓聯。幸好朱偉霖寫的輓聯道出了我的心聲,替我圓了願,在此,就借阿朱的聯語作為記念吧:
利合群基 語莊湝 公嚴身教
忠承師道 行孝義 理有傳人

4、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的創作和演出

已是三十五年的舊事了。那時,我一手組織和訓練海暉文化學社的民族管弦樂隊已初有規模,每年都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一次演奏會。
當年,受殷承宗的鋼琴協奏《黃河》和劉詩昆《青年鋼琴協奏曲》的影響,我也雄心勃勃地興起創作一首我們的樂隊專用的鋼琴協奏曲。七三年,第一屆中國周開幕禮男拔萃演奏的揚琴曲《延河暢想曲》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於是,我就拿這首作品仔細地研究,認為可以把它改成鋼琴協奏。我選取了這首樂曲的三個主題旋律,試圖以之發展為一部三個樂章的協奏曲。
主意既定,就找一向與我拍檔的翟惠洸合作。我之所以找她合作,是基於下面三點原因:
1、我雖然可以自己編寫鋼琴獨奏的那一部分,但所有的效果只憑想像:翟惠洸則是深諳琴技,由她來寫鋼琴獨奏的那一部分,定必比我寫得更好、更能發揮鋼琴的優點。
2、我的個性是外表冷静,內裹熱情,她則是內外都熱情澎湃,個性表現在作品中,以她的優點可補足我在作品中出現的外冷內熱的不足。
3、我的作曲之路是先經自學,在有一定基礎之後才再從師學習,所以表現在作品中,有時會因個人的喜好而故意不遵從理論中的那些框框條條;她則是在老師的教授下一步步地成長,不自覺地嚴謹遵從了那些框框條條,所以二人合作,就可以互補彼此的不足。
合作編曲,就須一起交流,在交流中彼此啟發靈感。我們日常都有各自的工作,於是就約定每周四、周六晚在一起通宵創作。為了能够自由自在又不騷擾家人,我們便選擇在紅磡海暉的社址工作。周四晚是樂隊的排練時間,為了熟悉樂隊,翟惠洸在旁觀看練習的情形,有時甚至客串在毃擊部幫手毃鑼打鼓。排練後,她會隨我和樂隊中的部分成員到下面的小食檔喝喝啤酒,談談天,美其名為啤酒黨。事後各散東西,我倆則返回社址,在大廳中打開摺枱,並在旁邊安上一張尼龍布摺床。
創作大概要從深夜十二點後才開始,我們會先討論一下主題及想表達的效果,然後就由她執筆寫鋼琴的獨奏部分,寫完了一段,大家就仔細研究,定了稿後,我就續寫樂隊的協奏總譜,就這樣,一直寫到天光。有時,她倦了,或是靈感枯了,就索性在旁邊的尼龍床睡下,待養足精神後再起身寫作;有時,我也會放下手中的筆,到尼龍床中睡睡。睡中,往往給她拍醒,要我分享她靈感泉湧的成果。有時兩人都倦了,她在尼龍床上睡,我就到小房間中的木架床小憩。創作生涯雖然痛苦,但我們還是樂此不疲,每每寫作至天光,然後離開紅磡,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待周六晚,我們又再在社址中苦幹。這種生活,一直持續了三個多月,終於,三個樂章都完成了。
樂曲完成後,就是正式排練的時候了。在我們社址中的那台鋼琴是一位社員贈送的,這原是一台大陸琴,質素很差,只供初學者練習之用。第一次排練時,翟惠洸才發覺那台鋼琴琴鍵的指觸感遟緩,音色暗啞,簡直不堪彈奏,更遑論表達技巧。於是,她自掏腰包,買了一台歐洲琴贈給學社。翟惠洸一貫低調,也只有這一次,才顯現她那富家女的氣派。每次排練完畢,她總和我一起搭渡海輪從紅磡到北角,然後由北角碼頭步行二十多分鐘,到我家附近,電氣道和油街交界的那一間小麪鋪(現在是城市海逸酒店的大堂)吃雲吞麫和豬腳、雞腳。我們都嗜辣,在談樂說藝間,不知不覺地把枱面上的一瓶辣椒醬都吃光了。
我們邊練邊改那已完成的曲譜,練習的進行還算順利。我對藝術有一份的執著,有時某一個樂句,也總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改進。經過近半年的排練,我們的鋼琴協奏終於在大會堂音樂廳公演了。
演出前的綵排
演出
三年前,翟惠洸在香港偶然聽到我們當年的演出錄音,一時激情難捺,打長途電來美和我談了很久,她遺憾地說她的那份鋼琴譜不見了,幸好我的總譜在移民時還是不捨得丟掉,帶來了美國,於是我把那近二百頁的總譜帶給了她,如今她將之鎖在銀行的保險箱中,她如此珍而重之地收藏,這我是理解的,因為這總譜記錄了我們那青春的歲月,也記錄了我們那一段清純的友誼。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當年大提琴(Cello)聲部其中的一位大提琴手孫美嘉,當年那温文聽話的蘇州小妹妹,卻於前年在英國病逝了。人生無常,想來令人傷感,僅此寄上深切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