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緣起

這次返港,特意和樂隊舊人、海暉創社成員見了兩次面。張適儀知道後,來電問道:「這十多年你往香港,從來不浦頭,這次怎麼出現了?」我答道,原因有二:

去年旭暉搞了個四十周年大聚會,劉琰倫曾來電邀請我參加,說是希望我們這些創社元老能出席以示慶祝。我回復她說:一般冬天我都不會出遠門,以防大雪封門,所以不能出席。倒是明年我的中學同學將搞一次畢業五十周年聚會,我多數會出席,到時有機會可以一聚。

今年七月,陳明鋒來電郵,問及我到港的日期,以便安排社友相聚。我感念他們夫妻在百忙中仍然記掛此事,那時我仍未收到同學聚會的消息,所以回復他:目下同學聚會仍未有下文,待有確實日期後才告知。待我在十月底返港,就定出可以抽出的日期,電郵他,說只是希望與早期的樂隊舊人見見面,請他代約。這是原因之一。

其次,學兄楊昆岡正在籌寫自傳,也勸我寫,我念及如果寫自傳,將涉及很多的人與事,確是不便。但將自己接觸音樂、書畫、讀書寫作等分類記叙,也是可以的。於是去年寫了洋洋洒洒數萬言的《回憶我的音樂學習》,其中寫及組建、指揮海暉樂隊的往事,懷舊之心油然而生,也真的想有機會再見見以前的隊員,重温往昔的種種。於是,在這一次的遠游,就抽空和一些想見的人見見面了。

 

1、與樂隊舊友晚餐

與樂隊舊友晚餐那一晚,陳明鋒因要入醫院做小手術,未能出席,王文闖因旅行跌傷住院,也未能出席,但還有十多位樂隊舊人出席。這批大都是海暉時的舊人,後來成了旭暉樂隊的骨幹。出席的計有鄧兆華、黄燕芬、李兆華、范鳯女、鄺月嬋、鄭德祖、夏展鴻、馬兆麟、關愛蓮等人,本來還有陳金潤和謝竹萍夫婦,但當晚謝竹萍跌傷了,不能赴會,而梁郁芬要照顧王文闖,也不能出席了。即使如此,我也非常的滿足了。

我和他們都有數十年未謀面了,但對這些樂隊舊人,印象仍是那麼的深刻,見到他們,彷彿又回到了那芳霏的歲月中。

最是欣慰的是見到了鄺月嬋,昔日的小女孩,如今已到了耳順之年了。她是從中流戲劇社轉來的,當年張蓓麗和徐凱里等人組建了中流戲劇社,徐凱里負責樂隊,後來中流結束,將樂隊的成員併入海暉,於是,歐春生、葉韻笙、游松生、鄺月嬋就來了樂隊。

他們加入的時候,海暉樂隊成立一年多,剛演奏了由我編寫的合奏《春暖花開》之後,就投入了《瑤族舞曲》的排練中。鄺月嬋當時最年輕,是個可愛的小妹妹,我分配她打敲擊,一打錯就把舌頭一伸,很是可愛。海暉改名旭暉,加入了聲藝的舊成員,樂隊擴大了,她還是在敲擊部。後來我因工作需要而離開旭暉,也就沒有再見到她了。聽邱玉麟說,她身體一直不好,這事我一直記掛在心,事隔近四十年,她出現了,見到成熟的她,仍能㝷得當年嬌憨的踪跡,心中頓覺安慰。

鄺月嬋是當年最年輕的樂隊成員,但一年後就被夏展鴻取代了。夏展鴻來自彩虹邨英文中學,當時是中三(中四?)的學生,拉二胡。記得他的個子不高,瘦瘦的,與現在的樣子截然不同。他加入時正值樂隊的全盛時期,我們剛公演了由我和翟惠洸編寫的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正籌備編寫琵琶協奏《狼牙山五壯士》時,傳來聲藝國樂社出現問題,希望海暉能助其一臂之力,所以暫停了協奏的事,開始籌辦海暉、聲藝的聯合音樂會,為聲藝團員的來歸創造條件。

夏展鴻在這時加入,一加入就要接受繁重的排練,當時要排練由我指揮的《東海漁歌》,還得排練由俞兆曦指揮的《三門峽暢想曲》(我擔任獨奏部分)和《錢塘江畔》,對樂隊的技術要求頗高,為了照顧樂員的技術,我特意將這三首樂曲編寫了一部簡化譜供初來的隊員演奏,夏展鴻應是拉我寫的簡化譜成長的。

鄭德祖是聲藝中最早接觸我的人,他是聲藝銳意想培養的接班人,聲藝的負責人請我教他二胡演奏技巧外,還希望我教他編曲指揮。我也因此為他編寫了一個速成課程。他的音樂感很強,領悟力也高,可惜只跟我學了幾個月,就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停頓了,也再沒有聯絡。這事一轉眼就四十多年了,後來在FB與我再聯絡。如今他能出席,真的大出我的意料。

李兆華我們叫他肥華,四十年過後,突然瘦了很多,再看不到「肥」的痕迹了。他原本吹笛子,我曾編寫了笛子獨奏曲《老工人講的故事》的小樂隊伴奏,由他擔綱獨奏。後來他對低音大提琴產生興趣,由我教他基本的技法,就擔任樂隊的低音大提琴手,與離世的孫美嘉,成為低音部的主力。

他的妻子范鳯女,是樂隊的琵琶手。應是《瑤族舞曲》時期加入隊樂的,當時我對彈撥樂組的要求特別嚴,有一段弦樂和吹管演奏主旋律時,彈撥樂整大段的十六分音符的副標旋律,我是逐個音符的強與弱都要要求達到我的「心水」,所以她們整個聲部都須撥出時間專門練習,那段時間,彈撥樂組在排練時,一看到我的指揮棒指着她們,就得打省十二分精神,我雖不駡人,但指揮棒一拍叫停,再捉着彈撥組逐句練,也足够她們驚心了。呵呵,當時她仍小,可能在她的心目中,「欽公」就是惡人的代表了。

李兆華婚後居於新界,我十七年前返港,曾和樂隊舊人聚過,但也沒有他夫婦的踪影,如今能够出席,也自是意外之喜。

另一位「兆華」鄧兆華,他是吹笛子的,聯合音樂會時,聲藝本想推蔫陳樹貴擔任笛子獨奏,我則認為鄧兆華音樂感強,是可造之材,就決定由他擔任,也是演奏《老工人講的故事》。我對這首作品有偏愛,這是一首叙事詩,當時只有東初擁有譜子,文協時代,由笛子演奏家温聯華首次在香港演出,備受好評,也錄了唱片。後來我將譜子進行改編,先由李兆華演出,後又選了鄧兆華擔綱。聽說後來成了旭暉的保留曲目。黄燕芬是稍後加入樂隊的,印象中初時是彈琵琶的,後來聽說改打揚琴。

馬兆麟是在旭暉時期加入的,他是聲藝的成員,兩社組成旭暉後,聲藝放棄了上海街社址,搬入了海暉舊址,為了避免聲藝社友感覺被併入海暉,所以旭暉改組時,增加了副社長,由馬兆麟擔任。他演奏中胡,個性開朗,與兩社的社友都友善。十七年前我返港與旭暉舊友在城市大學教員宴會廳歡聚時,筵開四席,他和關愛蓮夫婦就和我同一席,屈指一數,也有十七年未見面了。馬兆麟對我稱,現在已退休,開始學書法。這是很好的退休活動,陶冶性情之餘,復可以增加文化底蘊。

樂友同聚,話題除了舊日的趣事外,也離不開音樂。他們要我談談現代中樂演奏的一些看法,這是我近年一直探討的一個問題。無可否認,現在的中樂演奏,特別是在大陸,在演奏技巧上無疑是提高了很多,無論哪種樂器,在訓練時都參照了西方的訓練技巧,半音階的練習更是必須的基礎,所以,技術的難度大為提高,樂器的表現力也迅速提升。只是,追求技術的提高,卻又忽略了內蘊,漸漸減薄了民族的風味,這到底是本末倒置呢?還是中西結合的一種必然結果?真的不好說。

當然,這是一個大課題,就交由專家去傷腦筋。馬兆麟說他去日本,參觀了日本箏的製作,也發覺中國箏的不足。其實這也是目下中國的一種普遍現象,國人只追求實利,忽略了繼承傳承,這也是一種遺憾。

談着談着,已是用餐時段結束的時候了,眾人餘興未盡,在酒店樓下繼續未完的話題,直至腿站得發酸了,才依依道別。

 

2、與海暉舊人相聚

陳明鋒因要做手術而未能參加上次的聚會。他希望我能再抽出一個中午與一批舊人相聚,說剛巧芬姐也從澳洲來港,所以芬姐、臘腸都會出席。與莫婉芬見面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對於這位與我在創社時共同努力的老友,我是一直記掛在心,如今聽說有機會與她見見面,即使多麼的忙,也必須擠出一個中午來。

妻一向不參加我們的聚會,但這次聽說芬姐和立揚都來,難得老友相聚,也就欣然和我一起參加這次饒有義意的聚會了。

感謝阿鋒的安排,這次聚會的,全是海暉創社之初的老社員和老友。計有陳明鋒夫婦、莫婉芬、宋立揚、朱鑑泉、林友穗、梁珍琼、梁郁芬、劉健強和李敏馨,還有剛從多倫多返港的何兆佳。

老友相見,非常的難得,我笑稱這是歷史性的一次重聚。莫婉芬、宋立揚、何兆佳、朱鑑泉和我五人,是海暉創始時的常委,七個創社常委,只缺席張適儀、李國強二人。一九七一年創社,過了四十六年,仍有七分五的創社常委出現,你說這不是歷史性的一刻嗎?何況出席的其他人,都是海暉開創時的第一批社員,時光倒流四十六年,這不就是當年社剛創立時的組合嗎?

陳明鋒找到了一本當年社員的名冊,是芬姐的筆跡,這是記錄建社之初九十六名社員繳交社費的名冊,猜猜排在第一位的是誰?竟然是我。再下面的是另外六名常委和初創社員,呵呵,如果社做出什麼不法的事,我可就是第一個被通緝的了。這本名冊是社史的珍寶文物。

話匣子一開,當年創社的甘苦酸辣,全成了我們集體的回憶了。

想當年,我和另外六人,為了創造一個供大專同學一起過着健康的文娛活動的場所,決定建立海暉文化學社。「海暉」,取太陽從大海的水平線升起,一片光明的前途正等着我們這批青年人。這個名字是我和李國強提出的,大家一致認為寓意絕佳,於是就定了下來。(後來我將之改為旭暉,寓意與海暉相同,也算是海暉的沿續。)招牌是請翟惠洸的媽媽用隸書寫的,印在小木版上,由朱鑑泉精工打造而成。翟媽媽是書法家,字體圓潤而富書卷味,木招牌不大,打造得高雅出塵,果然有文化學社的雅意。

七個常委各有分工,張適儀統籌全局,宋立揚和我負責音樂發展,芬姐是財政,何兆佳負責電工組,朱鑑泉負責木工裝修及歌咏組,李國強負責補習班和温書班。就這樣,在翟惠洸媽媽資助一筆資金作經費之下,「海暉」在紅磡寶石戲院大厦成立了。

社創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節省開支,凡事自己動手。朱鑑泉負責室內的裝修,將厨房改為小卧室,做了木架床,將其中一個小厠所改為小厨房,器樂組擺放樂器和摺椅的長木架,也全是他一個人搞出來的。社的所有電線電燈的安裝,全由何兆佳帶着電機系的同學一起做的。真空管擴音機是由蔡培遠捐贈的,一台學生用的小鋼琴是同學莫秀琼捐助的,(後來的那台歐洲靚琴是翟惠洸在排練鋼琴協奏《延河暢想曲》時自己掏腰包購買的),舊摺枱是朱鑑泉「偷」家中的,而那張為社友們帶來無數歡樂的乒乓桌,是業主蓮姐贈送的⋯⋯

創社之初,經濟來源是一個頭痛的問題,翟媽媽的資助,只够我們維持四五個月,以後總不能總是伸手向她要吧!於是,我們自力更生,經常性的收入全靠補習班、二胡班的學費,社員每月的會費,我和李國強為報刋寫稿的稿費也全捐了出來。這遠遠不够,開源就成了社生存下去的重要課題,常委和創社社友各出奇謀,宋立揚和我搞了幾次音樂欣賞會,由我們二人分別為聽者介紹分析樂曲,收取費用;何兆佳學習剪髮,為社友理髮賺取手工費;我搞了小食堂,做起包餐,每餐三餸一湯,招待同學來社午餐,收取餐費。就這樣,我們渡過了難關,也結識了更多的大專同學,社務漸旺,海暉終於矗立於香港社團之林。

芬姐一見妻,顯得特別熟絡地擁抱。社友中很多都熟悉妻,但多沒有來往。何兆佳奇怪地問芬姐:「你是怎樣認識阿沙的?」芬姐說是有一次她要在演出時做司儀,專誠去跟妻學了幾道散手。阿佳立即省起那是「六一八賑災」演出。

這事又勾起了我的回憶。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秀茂坪雞寮臨屋區發生山泥傾瀉慘劇,海暉同學對此表示關懷,決定在香港大學陸祐堂舉辦賑災義演,宋立揚本可以做演出司儀的,但由於他擔任了小提琴獨奏,所以司儀就得叫芬姐出任。當時我和妻正拍拖,她的話劇、演講、朗誦、司儀各方面,在學界算是小有名氣,所以芬姐就教於她。

這已是陳年舊事,卻又勾起我久存心中的痛。當時我母親返鄉下養病,病危,親戚幾乎天天來電報催我返鄉,但賑災演出所有的節目都由我負責,邀請的表演嘉賓也全是我的老友,如果驟然離開,演出將出現問題。一時之間,陷入了兩難之中。最後,還是公心戰勝了,待演出一結束,我立即起程返鄉,母親在我抵達的第二天謝世。四十五年過去了,我對母親的愧疚一直未停息過。這事一直埋在我的心田,直到這一天的舊友歡聚才說了出來,事隔這麼多年,眾人聽後還是沉默了好一會兒。隣座的芬姐對我說:「我的母親剛在港過世,我理解你的心情。不過,她能待到見你最後一面,也沒有遺憾了。你也應該放下了。」

閒談中,芬姐提起建社初我倆的一段往事。建社之初,我們天天在社待到深夜,她住大坑,我住北角,二人晚晚一起坐渡海輪過海,親密如「拍拖」,她笑着說:「好在當時你和阿沙已拍拖,所以大家都沒有多想。」她不提我還不記得那一段日子,我們的友情,就是這麼一點點建立起來,親逾姐弟,無論分隔多久多遠,在彼此的心中,我們就是最要好的「死黨」。

談着談着,忽然提起了二胡班,座中的梁珍琼、梁郁芬、芬姐和朱鑑泉,都跟過我學二胡。呵呵,關係突然複雜了起來, 老友頓又變成了師父與徒弟了。眾人起哄,笑着徒弟要和師父師母拍照,一張關係複雜的「師生」照就這麼定格在歡笑的時光中。

話題太多了,友情太濃了,我們談着談着,由中午一直坐到了下午四時,酒樓茶市結束,我們才被迫中斷。走出酒樓,眾人仍在門口站着,何兆佳建議再找個地方繼續,於是又走到「大家樂」,直至五時,我因為晚上仍有聚會,這才殷殷話別。不知道何年何月,我們這班天南地北的老友才能再聚,但深厚的友誼,卻如醇酒般,逾久逾濃。

(此文刋登後,陳明鋒來郵提出了幾項糾正,可見無論記憶力多強,也會有錯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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